□王扬

　　在文学体例中，“评传”是很独特且不易驾驭的一种。它既需要如评论一般，对传主的思想脉络有所把握并进行评析；同时还需要像传记一样，对其生平进行叙述和阐释。如果两件事分开来做尚且不难办到，但要将其组合却需要一定的功力了。好在美国人帕拉·尤格拉是个足够优秀的作者，他的努力，使有关西蒙娜·薇依的一切，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关于西蒙娜·薇依，通常来说人们会以这样的头衔来描述她：神秘主义者、宗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但在她短暂的34年生命中，这个女人用“艰苦卓绝的劳作”，践行了她所认定的生命价值。或许正因如此，比起以上的词语，我更愿意用“英雄”来称呼她。

　　一个人，想要成为“英雄”，究竟有多难？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判定“英雄”，来固定所谓的“主体思想”。但无论如何，“英雄”总要脱颖而出，因而他必定是个独一无二的人，并且执意地，要将这“独一无二”，演绎到极致。

　　薇依显然就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女人。出生于犹太家庭的她自幼便展现了罕见的学习能力，而由于某种家庭禁忌，在她的童年时光里，她始终被以“抚养男孩”的方式对待，这似乎是她在日后展现出的性格复杂性的伏笔。

　　生于１９０９年，卒于１９４３年，在这短暂的生命旅程中，这个女人经历了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光。两次大战几乎都对她的生命产生了足以改变方向的影响。在一战期间，她的学业受挫，但凭借过人的天赋，她还是在１６岁时进入中学就读。从维克多·杜吕依中学到亨利第四中学，薇依经历了人生中最愉快的时光———她的天赋在最优质的教学环境中，实现了近乎井喷般的迸发。而在中学时，薇依结识了另一个在法国历史上足够有名的女人。这两个人几乎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一般，代表了“知性”与“女人”结合的不同方式———这另一个女人，名叫波伏娃。

　　英雄的世界，总与冒险有关。薇依的第一次冒险，发生在她刚刚走出校园的时候。由于对无产阶级者的同情，她选择加入他们的队伍，成为一名女工。这是她生命中的第一次“受难”，在艰苦的环境中劳作，使她的健康状况遭到了重创。但对于始终坚信“受难是与神沟通的唯一方式”的她而言，这段经历，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尝试改变人类“共同厄运”的决心。

　　１９３５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得知此事的她选择参加这场战争———书斋里的正义终究无法令人信服，她要亲自对“赤色分子”与“佛朗哥分子”之间的斗争作出判断。在西班牙，她见识了战争灾难所能给予人类的绝望。这无疑对她后来的思考产生了深远影响。

　　１９４２年，薇依来到了美国，这似乎是唯一令她蒙羞的事———她是个英雄，却要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她的健康状况也是在这一期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一年后，她在英国与世长辞。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薇依选择了节食———每天只进食少量“圣洁的”食物。这似乎成为她实践自己思想的方式———作为一位宗教思想家，食用“圣餐”在她看来并非是“进食”，而是人们将自己与神融为一体的方式，而普通的吃，则意味着不洁与粗暴。于是她的“节食”，变成了一场由自己主导的“祭献”。只可惜薇依死得过早，以至于她的思想无法得到进一步阐释，反而被人们认定成是来自“神秘主义者”的呓语。

　　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妥协”显然是其表现自己独特性的方式。薇依也着实是从不妥协———她的思想与主流格格不入，她的做法总令人诧异，甚至她作为一个女性这件事本身，在尚由男权主导的世界里，她所表现的杰出，也是“不妥协”的一种表现。

　　但由此，我们便可以定义她是一个英雄了吗？显然还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将“成为英雄”当做唯一目的去生活的人，恐怕很难实现他的目的。英雄的认定是个评价，而非客观存在的标准。换言之，你的生命里，除了独特，还要有他人。

　　事实上，在薇依的生命中，总是隐藏着显而易见的同情。她参加工作、战争，显然是出于对正义的渴望。她不懈地思考，是在谋求一条出路，给所有不安的人。“维护真与善以及非世俗之物的力量并非来自内心。如果相信它是来自内心，那只会是出于傲慢，其本身就背叛了心中所爱。”她的思考与追寻，不止于心灵。尽管灵魂不断寻求与“神”的共鸣，但她的善意，却从未离开这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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