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东海

　　早上５点不到，父亲就扛着一把锄头出去了。父亲五十多了，这个年纪的农民做事情都喜欢这样。你可以叫作赶，也可以说是抢：抢着下种子，抢着插秧，抢着收割……可我不喜欢，那样太累了。

　　等我６点多赶到那，天色已渐由黑转白，山头露出半个红日，射出万丈金光。山地上的植物多晨露，还没开始劳作，裤腿却已经湿了。

　　父亲已经挖了两垄地，番薯像一个个粉嫩的胖娃娃，整齐地躺在垄上。割掉的番薯藤放在垄与垄之间，刚好被翻垦过的土掩埋了。一把锄头有节奏地在父亲的手上挥舞着，下锄精准，没有一下是多余的。看得我这个一米八的儿子只能干愣着，却帮不上什么忙。

　　父亲看出了我的窘态，扔给我一把柴刀，让我把藤割了。手起刀落，乳白色的浆汁从断口处溢出来，证明这是个好东西。剥了皮的番薯藤嫩茎，母亲是做给我吃过的。不论清炒，还是凉拌，味道都是极好的。这上好的牛饲料被掩埋在这里，想想实在是可惜。 

　　周围的人渐渐开始多起来了，这时才发现我们是来得最早的。只是很少有年轻人，两鬓斑白成了这里无形的通行证。相邻地块的农民，习惯性地开始相互聊上了。交流最多的是种地的经验，以及地里的收成。把番薯抚摸得像个宝的女人，总会不合时宜地抱怨一句，说自家的男人光顾着说话，把番薯皮给擦坏了。男人听了不服气地嚷道：“卖相弄得这么好，番薯还要去讨老婆？”女人听了不再言语，男人也不再搭理。只是两个人手上的活继续，沉默如同这一块千百年来的山地。 

　　割完了藤，父亲让我用三轮车驮一袋回去。车子在土路中颠簸，路的周围全是熟透了的稻子，以及满目枯黄的秋草，无形中述说着秋收即将开始了。前面出现了一辆挡住我去路的柴油三轮车，急着把小山似的一车番薯藤运回去。我认识他，是村里养牛的。看来割掉的番薯藤并没有浪费，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我回到村子的时候，还有人陆陆续续扛着锄头出来的。这个季节里的锄头，就像平日里男人手上的烟，那样紧紧相连。不用问去哪，大家都心照不宣。每一块山地上的番薯一开挖，大家都像是约好似的，没有一个人会落下。经验告诉他们，落单的番薯地是会被野猪给洗劫一空的。 

　　挖来的番薯拿到河埠头清洗干净，再拿到碾粉厂压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将乳白色的番薯汁液经两层纱布过滤，再在水缸里沉淀一夜，取出晒干，就成了市面上卖的“山粉”了。父亲一直在跟我算一笔经济账，说这是一笔亏本买卖。话虽然这么说，依然年年做山粉，年年都放不下。

　　今天姐姐姐夫他们也在，好奇的外甥问我又在做什么好吃的？说到好吃的，单这番薯，就有好多话要跟他说了。煮熟的番薯去皮，和炒熟的黑芝麻搅拌在一起，摊成薄饼子，晒干了炒着吃，又香又脆。宁波人称为“番薯粕”，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番薯做的“山粉”，加凉水打成面糊，倒在一个木格子里拿到大锅里蒸，蒸熟了放在阴凉处冷却，待第二日即可上大刨，刨粉丝了。这种粉丝样子黑丑，但是味道确是最地道的。 

　　山村“薯”事，饱含着父亲那一代人心酸的记忆。我希望，“薯”事还能在某些喜欢怀旧的人手中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