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访谈

　　人物名片 

　　叶延滨，１９４８年出生。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与批评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原《诗刊》杂志主编。著有个人著作４０余部，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意等多国文字，先后获得十月文学奖、四川文学奖、北京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等４０余种全国及省级以上文学艺术奖。

　　１１月８日—１０日，他应邀来宁波参加第二届宁波文学周，并在余姚作主题讲座。

　　□记者 陈晓旻

　　记者：首先请您谈谈这次参加宁波文学周的体会。

　　叶延滨：我跟宁波的渊源应该有10多年了吧，当年我在《诗刊》做主编时，在全国发起了《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这是一个公益性的大众化文学活动。我们在全国不同的城市都举办过，但是有的城市没有坚持下来，或者不能连续地举办，惟独宁波做得非常好，不仅年年举办，而且还坚持了下来，因此我年年来宁波。最近两年，宁波又举办了文学周，我有幸成为评委，对宁波也感觉愈加亲切了，宁波的作家朋友也越来越多。

　　诗歌是宁波的长项，首先宁波有悠久的诗歌传统，最近几年，荣荣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整体而言，宁波的诗歌呈现老中青三代的梯队式发展，这个群体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宁波在小说方面也有不错的成绩。这种良好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上下都很重视，更有久远的传统、多年的积累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像现在宁波就有好几个自己的文学奖项，民间也有一些文学活动，使得文学能够健康发展。

　　记者：还记得您发表的第一首诗吗？

　　叶延滨：我读诗写诗都较晚，我最早发表在刊物上的诗，是１９７３年３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的一首民歌体的小诗“女队长的画”和《陕西文艺》19７３年二期的“春从北京出发”。头一首是任务，我在部队工厂当新闻干事，可我们的小厂没那么多新闻，写诗能在军队报刊发表，算完成了任务。第二首是生活感受，我那时在秦岭山区铁路边的部队工厂，写冬天里开过的一列火车，朦胧地表达对“春天”的渴望。

　　那时候可以发表作品的地方特别少，《解放军文艺》一期有４页的诗歌，《陕西文艺》每期只发两页诗歌。大概是给《解放军文艺》投稿的一年后，我同时收到了两家杂志社的信。《解放军文艺》把我一年来投的几十首诗歌逐一编号，还附上了退稿信。信是雷抒雁写的，他没有点评我的诗歌，只是表扬了我的勤奋，鼓励我继续努力。还赠送了我一个专用的笔记本，我特别激动，说明我写的诗歌他们看了，我和雷抒雁的交情也从那时开始持续了一辈子。不久，《陕西文艺》给我寄来了一个开会通知，邀请我参加陕西省的诗歌创作座谈会，我当时傻眼了，我可是一首诗都没有发表过呢，而与会的大多都是知名的诗人。结果在会上他们告诉我下期的《陕西文艺》将发我的一首诗，同时让我到他们这儿来当编辑。

　　一个月后，我被“借调”到《延河》当业余编辑。虽然才半年，但是相当于让我读了一所大学。因为在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这些前辈作家身边，在被查封的作家协会图书馆里，“以批判用”为理由，在几个月里我系统地阅读了中外及“五四”以来的100多部诗歌名著，可以说是“恶补”，这也奠定了我的文学基础。

　　记者：在１９８０年夏天的“青春诗会”上，您说过这样一番话：“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这是否就是您对于创作“平面”的定位呢？

　　叶延滨：在１９８０年“青春诗会”上我说的这三点，也是我对时代、艺术、生活的基本定位。

　　我本来不是写诗的材料，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数理化更好，也一直想学理工。我姐姐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的学生。我高中毕业前一年的夏天，从大凉山的西昌坐了三天汽车到成都，又坐了三天的火车到北京，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过了一个假期，一心准备考清华。天不遂愿，来了场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把我抛到社会最基层，农村、军马场、工厂、机关，转眼就是12年，当我再次考上大学时，已经30岁了！我原有的各种发展可能都没有了。然而12年血与汗、泥与水的生命体验，让我的笔下流出诗与文来。比方说，在那次“青春诗会”上我写的《干妈》，是写我与一个农村老大娘共同生活的细节与情感，那是真实有生活的东西，我到农村给这家人当了一年的干儿子，一间窑洞里睡觉，一口锅里吃饭。这首诗，过了30多年，有几部新中国成立60年的诗选都选了这首诗。其实，这首诗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再不会有当年读者的感受。而当年为什么这首诗“火”得不得了？因为有2000万知识青年，跟我有相似的经历，我诗歌中说的事他们一读就能掉泪！它可以得奖得到社会的承认是因为我反映了时代的声音。

　　记者：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创作到现在，您觉得自己的创作状态有了哪些变化？

　　叶延滨：我自己觉得诗写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大家记住的都是我成名那段日子创作的作品，这让我有点郁闷，哈哈。我觉得创作是根据一个人的经历和阅历而变化的，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外在的，写看到的世界，是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后来，逐渐向内，看自己的内心和世界的关系，进而再向上，把形而上的思想用诗歌表达出来。但是无论写什么样的诗，要明白面对怎样的群体。比如今天我的作品的读者群是有阅历的知识分子，和我早年创作时候的青春年少是不一样的，那时需要寻找生命的激情，会写很多恋爱的诗歌，但是现在就不会了。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开始用另一支笔创作，也就是杂文。我是作家出身，和报纸上写杂文的方式不同，我更多是以文学的方式切入，而不是新闻的角度。那时《新观察》每期都会发我的一篇杂文，也让我有了更多的兴趣。于是，令我感动的事情，向往的东西，我用诗歌来表达；而让我愤怒生气的事情，有观点想要表达的事情我就用杂文来表达。自我的诗歌和社会化的散文，有了这两个出口，我的创作可以保持敏感点，保持与时代的同步，既不会在自我的探索中局限，也不会在创作中闭塞。

　　记者：您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两家诗刊《诗刊》和《星星》担任过主编，这些年来诗歌从兴盛走向寂寞，您的体会是什么？

　　叶延滨：任何文学样式的发展都是有机遇的，它是和时代紧密相关的。其实，现代诗歌自从诞生到现在近100年，每个历史时期都为中国文坛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诗篇，记录了时代的声音和脉搏。

　　诗歌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是全民参与的大繁荣期，但在今天，大众传媒进入视频时代，诗歌很难用画面来表达，于是它回归到了一种常态，诗歌的受众从整个社会变为爱诗之人。但关注度小，不等于它没有前景。事物总有热有冷，这是正常现象。单就写作水平而言，目前已有很多新人超过了上世纪８０年代的著名诗人。现在也有各种各样全国性、省级诗刊，诗歌的内部发展还是健康的。

　　记者：诗歌是相对比较纯粹的作品，您觉得诗歌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或者一个诗人的目标是什么？

　　叶延滨：诗歌的存在是为了记载人类情感的历史，不管在哪个年代，诗歌的活动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所有的发展中，诗歌都和人的精神生活有关。所以，诗歌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伴侣。正因为诗歌是比较纯粹的东西，更多关注人的内心，所以可以读诗的现代人是幸福的，因为读诗需要有闲有文化有修养，读诗的人内心更丰富。

　　我曾经说过诗歌起着变速器的作用，曾经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现在也提出了“慢诗歌”的概念。过去我们讲诗歌是号角，是武器，那是在革命年代，而现在是和平年代，人们更多的是关心自身的生存状态和内心幸福，而诗歌可以让你在嘈杂中找回自己找回安宁。

　　在多元的时代，造就多元的诗歌，我觉得诗歌正在回归它的本源。比如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不同身份的诗人写出来的诗都那么感人那么真实，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份共鸣，共同的关注点，但是过后大家又回归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一个诗人和社会发生关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记者：最后，给那些喜欢诗歌、还在写诗的文学爱好者一些建议吧。

　　叶延滨：首先，选择读诗和写诗，无论你是不是会成为一个诗人都是件快乐和幸福的事情。如果真要写诗，不要过于迷恋技巧的东西，而是要用心去体会被感动的东西，能够感动人才能激发你的情感，也才可能打动别人。对于孩子来说，脱离动画阶段正是进入诗歌的最好时期，所以引导孩子读诗是很重要的，因为诗歌和青春有关，青春的状态就是诗意的状态，发呆、憧憬、冥想等都是诗意的状态。诗歌是指向未来的，有梦想和诗意引导人生，一定会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