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１９３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冀朝鼎用英文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本次商务出版社对原名进行了删减），此文奠定了冀朝鼎的学术声誉根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如此评价：“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在这本著作中，冀朝鼎论证了历史上中国朝政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辩证地阐述了海河流域的开发，黄河流域的土壤侵蚀，江南围田的利用及山区土地的利用等，并以中国统一与分裂作为研究对象，开拓性地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作者认为，在“基本经济区”，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至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有可能统一全中国。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冀朝鼎从历史分合规律中发现了水利的“杠杆效应”。统一与和平时期，水利建设在地理上与统治集团较近，或者便利交通有助于统治集团集中资源，农业中心的发展有助于巩固统治利益。如秦通过改造泾水、渭水发展关中农业。相比之下，分裂与斗争时期，常常是远离中央的地方得益于水利建设，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终有实力同中央集权掰手腕。如蜀国地处四川盆地，水源充足，农业发达，地理上又易守难攻，所以面对兵强马壮的蜀国，魏国颇费周章。

　　虽然江河湖泊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冀朝鼎研究发现，同为水利，西北的水利更多突出农业灌溉功能，而黄河、淮河和长江中下游的水利，大都以防治水患为主。据考证，自从公元前２０６年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２１５５年间，黄河大水灾就发生１０２９次，而“清顺治康熙以来，黄河北决者１９次，南决者１１次”。

　　英国最高学术机构不列颠学术院院士史蒂文·米森通过考察发现，水在人类历史上实已被“权力化”：统治集团以此来强化统治力量，上层社会以此来突出地位，强国借助水利赢得战争。水一旦被“权力化”，自然会开发出许多用来制衡敌方的新功能，比如郑国渠建设初衷不过是韩国的“疲秦”之计。兴修水利也不再只是单纯有益于百姓的大好事，因为水利工程过多过滥，必定会加重百姓负担，当负担不断累积而无法释放时，自然对统治者构成威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便是此道。

　　同样是对水的利用，隋朝以前，中国对水的有效利用主要表现在农业灌溉。在这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郑国渠、都江堰等著名水利工程。不过，对于久负盛名的大禹治水传说，冀朝鼎严谨考证后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被反复移植拔高了的民间传说。这一传说之所以为历代所笃信，主要在于统治者“认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开端，要归功于一个英雄神灵的传递和他的自我牺牲的活动”。

　　神灵传说，是可以起到极大的精神号召作用。大禹治水的故事，无非是统治者寄希望于通过塑造一个积极投身水利工程的神灵，达到召唤百姓兴修水利的目的。在农耕时代，兴修水利虽然大有裨益，但这样庞大的工程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长时间投入，这势必影响到百姓群体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封建统治的稳定。大禹传说的存在，就像是统治者为水利工程寻找到来自“天命”的正当依据。

　　治住了水，农业发展便有了较好的根基。农业发展有了基础，地方经济自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在认识自然中顺应与改造自然，这是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大多数朝代赖以发展壮大的重要表征。后来隋唐接力建设运河，并派生出漕运和依运河而建的粮食储备制度，至于水上交通运输更不必赘言。显而易见，明朝“海禁”或许是违背用水规律的反例。

　　回溯中华历史，水利之于冀朝鼎笔下的“基本经济区”，不单局限于经济学意义，更像是一部治世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