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访谈 人物名片 解海龙,生于1951年,著名摄影家。现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副主席。1990年开始关注中国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状况,用相机记录希望工程。1991年,解海龙拍摄的希望工程纪实系列照片(其中有广为人知的《大眼睛》),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1996年获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特殊贡献奖;1997年获中国摄影家协会特别荣誉奖;1998年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优秀会员称号,同年获全国十佳青年新闻摄影记者称号等。 近日,他应邀来宁波参加第十届中国摄影艺术节,获颁第十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纪实摄影创作奖,并和其他获奖者一起参与“金像论坛”。 □记者 陈晓旻 记者:欢迎您来到宁波参加第十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您被称为摄影“获奖专业户”,对此有何感想? 解海龙:中国摄影艺术节目前已举办了十届,从1989年第一届开始,之后从每三年一届发展为每两年一届,既是各方面的总结和梳理,也是一个大家相互学习的机会,是中国摄影界的盛会。本届中国摄影节除了最基本的创作奖和图书奖等,还增加了理论奖和策展奖,总共有10个奖项。这次我获奖的作品是希望工程系列纪实照片。 我学摄影最早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适逢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当时看到了一些别人拍的照片,感觉影像的力量很大,所以就喜欢上了摄影。但是最初那些年都是在追逐奖项,在琢磨怎么得奖,怎么成为摄影家。每个搞摄影的人大概都走过这样的路:努力去发表作品,去参赛参评去获奖,甚至专门收集各种奖项。获了很多个奖后,被人称作“获奖专业户”,刚开始挺高兴,后来反而觉得这是个贬义词。因为获奖是有点追着风向跑的感觉,有点赶庙会似的,什么容易获奖我就去拍什么。后来我觉得摄影是个独立思考的艺术,甜美的东西不是我的追求。我需要通过镜头去记录和反映时代,参与时代的变革,提出值得思考的问题。 相机如何跟社会结合得更近一些呢?我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拍摄主题。于是我收起心来去读书,去整理自己的思路,觉得还是要集中精力去做一件事。就像挖井一样,看准了把它挖深。因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可以关注的题材实在太多,我就从自身的体会来感受哪些是重要的。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小时候在农村呆过几年,一个学校里只有一两个老师教不同年级的学生是常态。然而过了三十来年,当我去一些农村拍摄时依然看到了这一幕,让我很震撼。有的小孩子背着弟弟妹妹徘徊在学校门口,看见我们招呼就害羞地跑开了,胆大一点的就往我们镜头里钻,但是无一例外,眼神充满了对读书的渴望。我当时一查资料,发现中国10亿人口每年有二三百万的适龄儿童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上学。于是我决定用相机去反映孩子们渴望读书渴望知识的眼神,去反映乡村教师们辛苦而艰辛的耕耘,去点燃社会上的爱心帮助那些孩子。 记者:这次获奖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解海龙:我拍摄希望工程题材已经27年了,最大的感触是“有梦想,要坚持!”其他很多的获奖者跟我一样,也是坚持了很多年,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磨砺,一样有过困难和挫折,最终我们克服了犹豫,坚持到了今天。其实,不仅摄影,任何成功都是如此,有梦想,要坚持! 记者:大家了解您是从摄影作品《大眼睛》开始的,能给我们讲讲创作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吗? 解海龙:我其实真正开始做这件事情是在1990年,那时候总是到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些比较近的地方去转,去拍一些东西。刚开始发现并不容易,因为很多人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拍那些穷丑的一面。恰好跟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不期而遇,看到他们在大街上宣传农村基础教育,怎么帮助失学孩子,于是就让他们给我出个证明。当然所有的经费都需要我自己解决,我只好省吃俭用,甚至变卖家当筹集经费。然后给单位打了个报告,争取用一年的时间把中国农村的基础教育现状做一个全方位的调查。 1991年初,我买了张大地图,把山区老区划出来,开始对边远地区进行有计划的采访。那一年,我乘硬座火车,搭拖拉机、驴车等交通工具,专门往大山里走,整整一年的时间跑了12个省28个县的100多所学校,拍摄了70个胶卷。天热就往南跑,天冷就往北跑,去体会孩子的辛苦。费用紧张,就住在老乡家里,吃饭总是两个饼子一碗菜汤,有时一天还要走二三十公里山路。可我坚持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我不能眼看这些孩子在校园外面徘徊。 在农村,我时常遇到麻烦,受冷落,一些地方领导不愿意我给他们“曝光”,也不会想到这些图片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改变。这样一来,进度很慢,车子找不到,走路便是家常便饭。还有一次,我在一所刚下过雨的破旧学校拍照片,孩子们用破盆烂碗将教室中的积水掏净,但没承想被一位年轻教师误解,扭打之中,弄得我满身泥水。当时心里挺难过,我是一心为孩子、为贫困山区的教师着想,教师的生活很艰苦,每月工资不足几十元,还要为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们垫付。可当他们见我拍照,心情总是不悦,生怕给社会丢脸,百般阻挠。就这样,爬山涉水,风来雨去,每到一处就被那些穷苦孩子祈盼的眼睛所感染,往往一个心酸的故事没有溶化,又一个心酸的故事系在心头。开始,我不由自主掏出一些零钱给他们,可毕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常想,一定要多拍快跑,让他们尽快得到帮助。 1992年4月,我从所有底片当中挑选了40幅,放大后送给身边的许多人审阅,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感受。《大眼睛》是当中的一幅。所有看了照片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就是为这些孩子捐款。尤其是那一幅“大眼睛的小姑娘”,谁见了都会受感染。当时各种新闻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效果也是始料未及。他们将捐款寄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不到八个月时间竟收到了善款上亿元。许多人在汇款单上写道:“请把钱转给‘大眼睛的小姑娘’。”看到此情此景,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原本以为这些照片不会被发表,没想到却能引发社会上潜在的巨大慈善力量。于是我趁热打铁,开始筹办个人影展,让更多的人了解现状,参与进来。1992年10月,我的以“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为题的图片展同时在北京、台北两地展出,分别叫做《托起明天的太阳》、《被泪水浸湿的底片》。北京的展览是中国摄影艺术节中的一部分,当时有十三四个大型影展同时展出,其中不乏名家大师的作品,而我是无名之辈,因此影展被放到过道上举行。没想到这些照片引发了强烈反响。10天之间,数万人蜂拥而来,挤在展板前,流连忘返。许多老人边参观边擦眼泪,感慨万分。许多大中小学生排着队来参观。他们把钱放在地上,一万人为影展签名助威。我第一次感受到摄影的巨大力量,也第一次认识到我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所在。 记者:自“大眼睛“之后,截至2013年底,希望工程已援建18335所希望小学,资助学生超过490万名,募集捐款达97.57亿元,这是让人惊叹的成果。有没有想过影像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解海龙: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始料未及。影像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我想并不单纯是摄影师的敏锐,而是影像本身的力量。1992年,成为《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后,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大量社会群体和重大事件报道。纪实摄影产生的影响力“有时是一盆凉水从头到脚泼下来,有时是一股热血噌地往脑子上冲”。记得1998年一天中午我和朋友在北京某饭馆吃饭,突然屋子顶灯开始摇晃,意识到地震的我迅速拨通市地震局电话,得知大概地震方位后,我马上驱车前往张家口张义,成为到达现场的第一位记者,拍摄到了村民站在裂谷地带上的照片。现场很可怕,村民两只腿分叉在裂谷上,裂谷像手风琴,快速地分合,照片第二天登上了《中青报》头版的位置,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每一位看到图片的人都恐惧自然的无常,揪心灾区状况。之后,大批的志愿者和社会救援物资运送到灾区。 我拍摄照片从来不用灯,不剪裁,在自然状态下拍摄,不摆拍也不补拍。因为真实才是最有力量的。 记者:您的作品改变了中国贫困地区上不起学的孩子们的命运。比如您作品中的人物,“大眼睛”苏明娟考上了安徽大学,“大鼻涕”胡善辉当了兵等。您不仅拍摄更是在帮助这些孩子,而且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解海龙:希望工程的拍摄并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刚开始的时候,连希望工程基金会的人都担心我的安危,因为单独一个人去穷乡僻壤确实不太安全,何况我拍的是人们不愿意被曝光的真实情景。所以我每次回到北京,第一件事情,除了见家人外就是赶紧拿着照片给他们看。很多时候,包括团中央的领导看到我照片中的孩子,都抢着要资助。 我的家人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不仅我的工资不用上交,我还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了去买照相器材。对我的摄影爱好,我爱人完全是无条件地支持我。 当然我的想法也不总是这么坚定,当别人问“你就只会拍希望工程的照片啊?”我心里就有点发毛。别人搞商业摄影有客观的回报,而且年轻一代在不断地成长,有时我也会想我就一直拍这个题材吗?可是当孩子们又写信给我,不断告诉我好消息,当充满爱心的人士说看了我的照片想捐钱给孩子读书和建希望小学时,我的内心又充满了激情。我记得曾经跟一个捐助的孩子拉钩,再困难也要坚持上学。十六七年后,已经读到博士的他跟我联系,他还准备去国外读博士后。 正是因为无数人的支持,这项有意义的事情才让我毫不犹豫地坚持下来。 记者:今天是图像的时代,手机摄影和网络传输使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摄影师,最后给喜欢摄影的朋友一些建议和经验。 解海龙:如今摄影的队伍确实很庞大,设备也越来越先进,光用单反拍摄的就有6000万人,更不要说越来越方便的手机、掌上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拍摄功能。所以技术已经不是问题,何况互联网的时代,各种技术类的问题都可以在网络上轻易找到答案。反过来当门槛越来越低,对于摄影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初期可以模仿别人的风格和方式,但是最终还是找到自己的题材。有的人一味往很远的地方跑,名为写生,其实最值得关注的一定是反映时代的东西。作为专业的摄影师,同时要理清自己的走向,是想去拍获奖作品,做商业摄影,关注社会的纪实摄影,还有自娱自乐?方向准了,设备也好买了。而作为纪实摄影者,入镜要更多地体现人文的东西,需要内涵和修养,需要对社会真正意义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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