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斌

　　自上月下旬以来，有关影星陈赫与许婧离婚的消息与传闻，成为各类媒体的一大热点———１月２１日，网上开始疯传陈赫离婚的消息；２４日，陈赫承认离婚，发布“我错了”；然后，郑恺、王传君、孙艺洲、娄艺潇，所有与陈赫有过交集的人几乎登上了微博热门；在此过程中，许婧点赞张子萱豪放私照令战火升级；２６日，陈赫与张子萱回同一家酒店的照片被曝光，同时许婧被爆已有孕在身；２７日，“风行工作室”放出两人亲密视频，陈赫、张子萱随后发布微博，坐实恋爱关系；２８日，有消息称《跑男２》中陈赫将被韩庚取代，网友爆料说华谊高层出面撮合陈赫、许婧复合；２月１日，有陈赫参演的《奔跑吧！兄弟》电影在全国不少城市上映后上座率极高，首周末３天票房就已突破两亿元……

　　近年来，这类本该局限于娱乐圈内或者媒体的文娱版面、频道，以明星情感故事、婚变“事故”、意外变故为主要内容的各类资讯，却屡屡冲破重重藩篱，升格为“重大时事新闻”，强烈冲击读者和观众的眼球———如２０１３年的“董洁·王大治”事件，２０１４年“文章·姚笛”、“章子怡·汪峰”和“王菲·谢霆锋”事件，还有刚刚过去的“姚贝娜”事件和正在发生的“范冰冰·李晨”事件等。围绕姚贝娜去世铺天盖地的报道，更是差点引发了“媒体导向”之争。

　　明星成为媒体热炒、人们热议的对象,有其客观原因。由于职业特点，他们在荧屏舞台抛头露面的机会本来就多，熟悉他们的观众也多；更重要的是，不但在多数时候，明星有希望通过媒体得到观众（读者）关注的强烈欲望，而且观众也有从媒体知晓包括明星隐私在内信息的旺盛需求（狗仔队就是这种需求的产物）。作为媒体，也往往乐于促成这种两厢情愿的“好事”，有时候除了配合炒作，对明星不愿意被人知晓的个人隐私，也凭借“明星隐私权应当让渡给民众的知情权”这口“尚方宝剑”穷追深挖。１月１６日姚贝娜去世，１月１７日，《钱江晚报》等全国１０多家报纸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姚贝娜的死讯，并配上了大幅照片，《深圳晚报》则做了整整１１个专版。要是报道其他领域的人物，媒体就未必会那么任性了———撇开可读可看方面的考量不说，受规矩、纪律、法律等方面的约束也比前者多且严，一旦僭越或者违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腾挪”的空间小多了。

　　对科学界的报道也是如此，这方面报道偏少，并非全是“价值”、“导向”不正常的缘故。因为多数科学工作者不太愿意频繁地出头露面———人家搞研究还来不及呢，一旦成为报纸电视上的明星，那他的研究之路也往往走到头了；他们研究的许多领域和过程就算报道出来，多数人也不一定懂，就算懂，报道也很难抓人眼球———这是传播规律使然。古今中外，文艺演艺与科学等其他领域本来就是不同的“圈”，职业特点决定了其著名度和关注度存在巨大的差异———同为“圈”内的顶尖人物，在唐朝，你说是医学家孙思邈有名，还是李白、杜甫更有名？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你说是近代生理学鼻祖、解剖学家、发表过《心血运动论》的哈维受关注，还是莎士比亚更受关注？他们之间谁的粉丝更多，总不至于也是因为媒体“引导”的原因吧？他们本来就不具可比性。

　　因此，明星在媒体出现频率的高低，并不能与社会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导向画等号。打个不是很贴切的比方，因工作关系，记者编辑在报纸上留名、播音员在电视上露脸的频率比领导都高，但并不说明他们比领导重要一样。

　　当然，凡事都讲究一个“度”，明星报道也是如此。一味迎合观众与读者的猎奇心理，变相满足明星的炒作欲望，或者连篇累牍报道明星的家长里短，甚至越过媒体人的道德底线，过多过深地介入明星的个人隐私，都是不足取的，时间长了，受众也是会反感并作出自己取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