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方

　　诗歌离我们很近，诗歌又离我们很远。说它近，是因为几乎每天我们都能从报刊上看到它的身影；说它远，是因为虽然我们每天接触它，但由于诗歌的主题和语言往往比较隐晦，解读有一定难度，在这样一个读图时代，自然是被人疏离。

　　叶圣陶先生说过，“文艺鉴赏还得从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入手。这件事看起来似浅近，但是最基本的”。《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文学史家、诗评家洪子诚教授所开设的当代先锋诗歌解读课的内容选编，其中共收录了北大２６位学子和年轻诗人在解读课上的主讲报告与讨论，所讨论的诗篇全是当代先锋诗人的有一定欣赏难度的作品。

　　诗歌的语言多是由意象组合而成的，不是孤芳自赏的艺术。即，诗歌语言属于艺术语言符号系统，它不同于以交际通讯为目的的日常语言符号系统和以逻辑推理论说求证为手段和目的的学科语言符号系统。艺术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艺术语言符号系统各自遵循独特的系统功能和符号规则，不能混为一谈。品读诗歌，不是“读”而是“品”。如果是只单纯把诗歌朗读或背诵下来，未必就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诗歌的真实含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周啸天说过，“认识诗中的字并不算‘识字’，……诗人常常借这些具有现成意义和习惯用法的语词，以表达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从而形成现代思路。如果读者对这种语汇无所知晓，或不求甚解，对诗意的理解就只能是似是而非。”上世纪８０年代，北大以及不少大学之所以在“课堂解诗”，是因为“现代诗”诗潮的兴起以及“现代诗”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直接面对有关诗歌“晦涩”、“难懂”的问题。

　　鉴赏诗歌，乃至“解诗”和“析诗”，首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诗歌的语言，而诗歌所有的内蕴就隐藏在这语言的背后，如果我们很好地理解了诗歌语言本身，那么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如果依朱自清先生的说法，那就是这种解析自然也要“识得意思”，但重点关注的可能是“晓得文义”。从这个层面上看，《在北大课堂读诗》的最大价值，是试图探索“现代诗”有异于传统诗歌的艺术构成，也试图重建诗歌文本和读者联系的新途径。

　　诗歌之所以高雅，被誉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就因诗歌的文字精炼、词藻优美、意境含蓄、想象丰富、音韵和谐、节奏鲜明，读之朗朗上口，诵之声韵萦耳，思之其妙无穷。但是现代诗歌却让人感到困惑，感到难懂，感到晦涩难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很少考虑到现代诗歌对诗歌写作性质所作的调整。一如洪子诚教授在书中所言，“现代诗歌，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现代诗歌，它们写作的目的不是要最终在诗歌中呈现某种明确的思想、主题、观念、意义，也就是说，现代诗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读者进行感情或思想上的启蒙，甚至更糟糕的，以某种身份优势对读者进行说教”。

　　但是，诗歌语言的极端也会产生例外。张枣，著名的“巴蜀五君子”之一。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少年张枣以《镜中》、《何人斯》等诗歌而一举成名。《边缘》，是一首颇能体现张枣诗歌写作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尽管不少诗评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什么诗歌的“自我意识”、诗歌的“思维过程”非常突出了，什么“诗歌的主题比古典诗歌的主题在层次上更丰富”了，但洪子诚说，“张枣的诗，说老实话，有些我也读不懂”。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晓东甚至说：“９０年代诗歌我不是很懂，也不敢看，它对我的智力是一种考验。”或基于此，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孙绍振在《“后新潮”诗的反思》中担忧，“新诗的水平并没有全面提高，相反，给我的印象是，有点江河日下的样子。”

　　品诗、析诗，既是一种批评，更是一种感悟。其实，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忆，而且是精神的砥砺。对于“新诗”来说，由于诗与歌的日渐分离，诗的音韵或许可以减弱。然而，一如美国文学博士、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所特别强调的，“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提供并维持这种基本的幻象，使其明显地脱离周围的现实世界，并且明晰地表达出它的形式，直至使它准确无误地与情感的形式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