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郭巨总台山的烽火总台

图为：穿山千户所城城基

　　主讲人　石志藏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协会员、北仑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地方文史研究爱好者，现供职金融单位。出版有散文集《心中的“童歌”》、《聆听拔节声》、《东篱采菊》。

　　在北仑三百里黄金海岸线上，潮涨潮落间，巨轮往返，汽笛声声，一派生机勃发的繁忙景象。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几次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从明代的冷兵器时代到晚清炮火连天、销烟弥漫的近代战争，烽火纵贯整个半岛———从北仑穿山半岛东端的郭巨到后所，到三山到高塘到小港，到戚家山和金鸡山……

　　郭巨：穿山半岛的抗敌前哨

　　郭巨位于宁波最东端，是一座有６００多年历史的古城。城山后的总台山是穿山半岛东端的最高峰。总台山原名三塔山，明朝洪武年间，郭巨因其处于抗倭前线的特殊地理位置，朝廷又在这里建立千户所，三塔山也因其突兀的地势设置了烽火台总台，逐更名为总台山。

　　徜徉在郭巨街巷，当年的城垣仍清晰可辨，当初，郭巨建城就是为了抗击外敌，第一批戍边的官兵就是郭巨的先民。

　　郭巨因地处前线，故称为前所，穿山为抗倭第二道防线，称为后所。两所均为千户所城建制，与所城相联系，还配套建成了诸多烽火台，以总台山为烽火总台。当总台发现敌情后，“夜火昼烟”，发警报给各处烽堠，各处烽堠又迅速将敌情传递到千家万户。所以，总台山成了穿山半岛的“总司令”，千户所城也成为浙东沿海抗倭的重要的军事基地。

　　郭巨城建成后，经历了多次腥风血雨的战事。

　　双屿港，现位于郭巨东南方向的六横岛与佛渡岛之间，明时属郭巨管辖，史称“郭巨双屿港”。明朝中叶，葡萄牙海盗式商人和倭寇以双屿港为基地从事走私贸易，而盘踞双屿港的倭寇则沿海分路剽掠。浙江巡抚朱纨派熟悉海战的都指挥卢镗，对盘踞在郭巨双屿港的倭寇和葡萄牙海盗式商人发动了“双屿港海战”。卢镗将司令部设在郭巨峙头司城岙，屯兵峙南。

　　嘉靖二十七（１５４８年）四月的一天，明军经过周密部署，出奇不意地率战船将双屿港倭寇和葡萄牙海盗式商人团团围住。到夜间准备进攻时，天气骤变，风雨交加。倭寇误判形势，倾巢而出攻击明军。明军将计就计，利用优势兵力，分成若干海上战斗小分队夹击敌寇，倭寇大败，“俘斩溺死者数百人”，倭贼稽天破、奸商李光头等贼首也被一举捉拿。

　　双屿港之战震慑了倭寇，穿山半岛太平了数年。然而几年后，倭寇在浙东沿海又活动猖獗，总台山上烽火频起。４５０多年前，倭寇两次曾袭击郭巨城，守城官兵和城中百姓奋起反击，以惨重的代价击退了倭寇的进攻。卫城成功后，官兵又出城驱逐倭寇，打得倭寇落海而逃。

　　后所：抗倭的第二道防线

　　穿山千户所，现为柴桥街道后所村。因历史上郭巨千户所（前所）为抗倭第一道防线，穿山千户所则为第二道防线，则称后所。

　　后所村坐落在穿山半岛的北门岭东南面，全村有１１００多户人家，２７００多人，现有姓氏４６个，历史上最多时有姓氏１１０个，建城后也有７２个。为什么一个村子有这么多姓氏组成？原来后所人的先祖就是当年建所城抗倭时从全国各地招募而来的将士，因官兵来自“五湖四海”，故姓多而杂。

　　如今的后所村，守军当年所筑的城墙轮廓和城围基石仍可辨认，守军建造的一些老房子依然完整，挖掘的水井仍在使用，当地仍保留着当年沿袭下来的地名，如“城门头”、“安澜门”、“吴衙里井”等。后所村还有“７２姓７２井”的说法，官兵到来后以姓氏为单位挖一口用水井，因有７２种姓氏，故有７２井。

　　历史上，穿山千户所即后所城作为第二道防线，也发生过多次抗倭战事。有史记载的是１４０４年４月，１８艘倭船进犯穿山所，倭寇登陆后，百户马兴领兵迎战，虽抵挡了倭寇的进一步深入，但抗倭士兵伤亡很大，马兴在战斗中身亡。

　　在后所北门岭西南侧，至今尚有“倭冢”遗址，这是当年埋葬战死倭寇的地方。

　　三山：刘朝恩大败倭寇

　　三山位于北仑的南面，背山向海，至今这里仍流传着刘朝恩的抗倭故事。１５５５年的一天，时任三山所城总指挥的刘朝恩奉调离开防区，适逢数百倭寇进犯三山，刘朝恩闻讯赶回，率军民守城。时逢大雨，三山城塌陷数十丈，倭寇以为有机可趁，大举进攻。刘朝恩和守士一起坚守塌陷地段，多次击退倭寇的猛攻，并利用战斗间隙修补城墙。第二天，当倭寇再次强攻时，刘朝恩张弓瞄准倭寇头目，射中其咽喉，倭寇群贼无首而溃逃，刘朝恩率众追击，倭寇落荒从海涂逃窜……

　　泥涂：戚家军踏泥艨船杀敌

　　《明史》上有“戚家军名闻天下”之美誉。１５５５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事，第二年，“会倭寇浙东，补参将，守定海（镇海）”。史书记载关于戚继光与倭寇的战事，多发生在台州、舟山和宁波其他地方，戚家军与倭寇在北仑的战事记载只有一条：“１５５９年，倭寇从邱家洋犯定海（镇海），戚继光率戚家军击败之。”

　　泥艨船是北仑渔民海涂捕捉鱼虾的交通工具，它像一只微型小木船，渔民只要手持船头方向木，左脚踏在船上，右脚用力撑划就能快速前进。泥艨船也为戚家军抗倭所用：正在海涂上艰难跋涉的倭寇，见灵活穿梭的泥艨船眼花缭乱，卒不及防间，官兵手起刀落，倭寇身首异处。泥艨船既可单兵作战，又可联合而歼敌，在海涂上大显神威。

　　盛岙：乡民智擒“红毛鬼”

　　１８４１年３月２０日，英军三桅运输船佩斯汤基·伯曼基号，游戈在峙头洋洋面。为了补充给养，船在盛岙海边抛锚停靠，然后乘舢板靠岸。

　　当船长威林士得带着５个士兵选择登岸地点时，正在地里劳动的盛岙村农民严鹤林做出友好的样子，引诱威林士得上岸，威林士放松了戒备走近严鹤林，比划着问有无井水和食物，严鹤林将他们带向岙里。走到半路上，埋伏在柴草丛中的乡勇和当地４位村民突然冲出，将威林士得等两人当场捉拿，余３人被砍伤，跳进舢板逃命。

　　同年９月１２日，３艘英军船只在大海上漂泊时，给养短缺，“赖拉”号上的英军大副温里等２０多人又在盛岙上岸，遭到乡勇的迎头痛击，温里等两人逃跑不及被活捉，其余逃回船上。

　　这两起盛岙村民和乡勇智擒“红毛鬼”的事件，在史料上均有记载。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裕谦奏报朝廷的奏折内附有被俘英国人温里的供词；１８４２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英军海军军官宾汉在英国伦敦出版了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１９１８年出版、由美国人马士写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这两部书籍也提到了上述事件。

　　１９９４年出版的《镇海县志》上有“（１８４１年）３月２０日英兵轮‘佩斯汤基·伯曼基’号船长威林士得在峙头盛岙洋面被乡民严鹤林、李永扬等诱捕”的记载。

　　２００９年８月出版的《宁波通史》上，也有“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即１８４１年９月１２日，英船‘赖拉’号大副温里等在郭巨盛岙上岸侦察，被乡民俘获”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