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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8日,刘翔(右)与教练孙海平在训练中的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
该来的终归会来,该去的一定会去。等待太久,以致很多人都已不再期待的“再见”,昨日终于从刘翔口中说出了。 因为是唯一的刘翔,因为是曾经的飞人,也因为那两次无比相似且尴尬的奥运退赛,所以,不管刘翔如何低调、谨慎,他的正式告别注定还是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并再次接受质疑乃至非议的狂轰滥炸。而他的运动生涯,也因此成为中国体育史上一段最为特殊的诡异经历,毁誉参半。 “李娜也不是全民宠儿,只是有人不太接受她的性格,刘翔和她比,受到的责骂和诋毁多了不知多少倍。其实,对刘翔个人的诋毁和挖苦都是错位的,作为一个以付出运动能力为代价的世界顶尖运动员,他为国家带来的荣誉足够了。”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说,“但刘翔被全社会拔高到了一个不该达到的高度,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运动员所能承受的范围,2012年伦敦奥运会他背水一战,实在是存了‘不成功就成仁’的心思,其实从那时候起,他就离退役越来越近了。” 退役后不想当教练或官员 2008年北京奥运会伤退,刘翔立即前往美国寻求手术治疗,第二年9月刚一复出便有惊艳表现,人们寄希望于刘翔在伦敦奥运会上挽回败局。但世事难料,刘翔经历过一次手术的右脚跟腱于伦敦奥运会前夕再次撕裂,多方紧急会诊,但各种急救措施均无济于事,刘翔勉强参加伦敦奥运会110米栏第一轮预赛,起跑后跨越第一栏架时摔倒,赛后确诊为跟腱断裂,第二天住进当地医院进行手术———至今未再参加任何比赛。“我们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脚伤确实很难让他再恢复到奥运会水平了。”教练孙海平说,刘翔退役并非心血来潮,“我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一直都很努力,但训练的强度上不来,跟不上比赛的节奏了。” 谈及退役后的生活,刘翔昨天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自己不想当教练,也不想当体育官员,而是计划投身体育公益事业。刘翔说:“每个人都有他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想的一些事情还是简单实效一点的。我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定要和自己的能力画等号,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希望能够做一些对青少年体育发展有利的事情。” 而回顾那两次噩梦般的奥运退赛经历时,刘翔表示,虽然已经时隔很久,但那种生理上的疼痛至今记忆犹新,而心理上他也很难释怀。刘翔解释说,其实自己并不是人们说的那样“一到奥运会就受伤就退赛”,在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前夕的国际热身赛上,他都因为脚伤加重而退赛过,只是很多人只看重奥运会而没有注意到这些。而他两次奥运会都冒险站上起跑线也是因为自己“太想赢”,尤其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他实在不希望再被国人讥讽为“刘跑跑”,所以孤注一掷。 “套子”中的刘翔缺少自由 刘翔退役并不令人意外,但一位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命运却实在令人深思,“刘翔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著名体育学者易剑东说。 刘翔身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体育由专业体制向职业体育转型初期。“现在想起来,我们对刘翔的做法,确实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这是教训。”一位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体育官员告诉记者,对于刘翔的过分“保护”,一度在体育界内部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有一届奥运会,在奥运村里,为了让刘翔受到更好的照顾,没有让他和普通运动员一样住运动员公寓,而是让他和官员一起住条件更好的官员公寓,为了不打扰他休息,大家干什么都小心翼翼的,当时就连关门都怕发出声音,为此还特意在门轴里加了很多润滑油,就是希望刘翔创造好成绩。” 被装进套子的刘翔,尤其是受伤之后必须配合大家一起把自己装进套子的刘翔,就这样度过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最后7年,难怪田管中心的工作人员现在说起刘翔,语气从崇拜者的激昂过渡到旁观者的不忍,“其实,他的自由度很小很小。” 2009年6月,距离刘翔第一次复出(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还有3个月时间,记者在上海莘庄训练基地见到了结束了上午训练的刘翔。当时,刘翔刚刚经历第一次脚踝手术不到半年,正在咬牙承受高强度训练,北京奥运会退赛招致的责骂还沉沉压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所以看上去刘翔并不开心,而基地食堂里大部分运动员都“懂得”要自觉拉开与刘翔的距离。 除了保障组几乎形影不离的一位高级后勤人员,刘翔“不太容易”找到可以随意聊天或倾诉的对象,更何况他在基地的住处极为特殊,要进他的宿舍,需要领导批示专人带路,才能通过楼道里加焊出来的一道铁门———如果不是那间被厚厚窗帘挡住阳光的单人宿舍里还有轻快的音乐做伴,记者很难将这个被隆重“收藏”的“神秘人物”,与5年前那个风一样冲过雅典奥林匹克竞技场终点线,然后喊出“中国有我”、“亚洲有我”的意气风发的飞人联系起来。 中国体育何时不再“成王败寇” 刘翔如今的退役引发热议,并非只因他个人离开跑道那样简单,还有民众在他身上的寄托以及对他的评价,可见中国体育价值观的艰难转变。 “如果民众的观念还简单停留在‘成王败寇’上,刘翔这样的例子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成王败寇’只是竞技体育多种表象之一,看上去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哲学问题,只不过我们的体育从业者很少能认识到这一点。”卢元镇说,“大约20年前,德国科隆体院院长来北京体育大学开讲座,他是一个哲学家,他讲的东西我们老师根本听不懂,觉得可笑,让他举个例子请他讲清楚体育怎么会和哲学联系在一起,他举的例子,就是运动员要不要带伤参赛的例子。” 在德国人看来,“运动员带伤参赛”需要评估,如果带伤参赛的后果有可能超过预估风险值,那么这种行为就值得商榷———“当时我并不明白,但今天我想起这20年中国体育所有大的发展变化,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哲学问题。”卢元镇说。 综合新华社、央视、《中国青年报》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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