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许福吉,现任新加坡牛诺教育集团总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创始院长、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终身教授,浙江大学兼任教授、指导教授,新加坡教育部华文推广委员会副主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获得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杰出教师奖、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杰出院长奖、全球先进孔子学院院长奖、南洋理工大学杰出教授奖,以及多项新加坡文学奖等;出版了一系列与儒学、中华文化、国学有关的著作;20多年来集中探研中国的哲学、文化、语言与教育,在推广中华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4月12日,他应邀来到宁波书城参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CLUB倡导读书月尊享会”。 三江访谈 □记者 陈晓旻 记者:首先有个问题,我们很好奇,您当初怎么会选择中文作为一生的专业,在那个年代的海外应该不那么被看好的吧? 许福吉:现在回想起来,可能真的是一种文化的召唤。这种潜在的力量很大,在中国本土的人不会感受到。我是第四代华人,当你越是在海外,越是想追求自己传统的文化,就特别想拥有和珍惜。但我小的时候,在新加坡读一本好的华文书都很难。那时我就想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历史那么悠久、那么博大,为什么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那么落后呢?曾经那么辉煌的文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全世界英语这么强势,中文那么弱势?我很想去了解为什么,也很想去做点什么。但那时也没有地方专门学习中文,这只是内心的一些愿望。 在我高中毕业之后,本来已经报考了新加坡大学,就要念社会学或者法律,正好在1980年的时候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儒家文化课程,它也开始选派了一些优秀的学生,给我们奖学金,把我们保送到台湾大学去读中文系,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时新加坡选拔的要求还很高,只有5个名额有奖学金。于是我到台湾大学去读中文系,毕业之后,我回到新加坡教育部服务,后来再到南洋理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留任讲师、副教授,后来创办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前后约十年,可谓十年磨一剑。 记者:作为在海外生活却以汉语教学和推广为主要工作的华人,也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特别的感受和认识,您对此有什么体会? 许福吉:要给中国传统文化下个定义很难,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可以找寻到的中国符号太多了,我觉得对文化最重要的维系是两点: 一是文字。汉字是文化的载体和工具,是时代的见证,它跨越时空,记录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了宝贵的中华文明。汉字作为汉语书写的最基本单位,历经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各种书体变化。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派李斯整理小篆,统一了文字。尽管各地汉语方言发音差异很大,但是书写系统的统一,减少了方言差异所造成的交流障碍,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之后虽屡经战乱与朝代更替,但中华文明却未能割断,并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工具。如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全球出现了“汉语热”,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承汉语教学的载体,以圣人“孔子”命名、回归中华文化主流的“孔子学院”也应运而生。 二是饮食文化。文化终究会落实到生活,有时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我们通常说味蕾是有记忆的,这是无法改变的,何况在中国吃的文化已经超越了“吃”本身,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它往往蕴含着中国人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哲理,比如每个传统节日有食物作为载体。 记者:作为新加坡孔子学院的创始院长,而且拿过全球先进孔子学院院长奖,对于孔子学院有哪些体会? 许福吉:新加坡孔子学院刚开张时就定位:孔子是“形象代言人”,代表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它不止是儒家,比如说墨子、老子、庄子、孙子,甚至还有阴阳家,都是中华文化的经典,都应列入孔子学院传播的范畴。孔子学院是在全球传播中华文化的最佳平台,而语言只是传播文化的工具。中国文化犹如一棵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参天大树,根深叶茂,枝条繁多,所谓的儒家文化其实是其中的一个主干,没有节文颇备、枝条互起,就撑不起果实累累的文化大树。比如新加坡孔子学院推出的《<论语>与<孙子兵法>的现代启示》,其中有《论语》与《孙子兵法》的共性互补性,孔子伦理与孙子智慧关系等内容。孔子和孙子都处同一时代,同为齐国人,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也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如中国的兵家文化讲究“先礼后兵”,这个“礼”就是儒家的,而“兵”则是兵家的,两者融为一体,相辅相成。 孔子学院不是纯粹的学汉语机构,如果是那样的话冠名某某汉语机构就行了,又何必打“孔子牌”?既然孔子代表了中国文化,我们在设置基本的汉语课程时,就把中华文化的经典串联起来,把中华文明融合起来,通过语言去认识中国的文化,学汉语、读经典、授智慧,只要有这个文化需求,我们都努力传授。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很多的国家,汉语在一般的华人家庭里也是一个生活中的语言,大家常用汉语来沟通,汉语流行音乐、电影、电视节目也很多。但是要真正去认识中华文化,比如刚才我们讲的孔子文化,可能还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构去有步骤地设计,让学生有阶段性地去认识中国古典文化。 记者:同样是教汉语,单纯教汉语和带着儒家文化理念去教汉语有什么不一样吗? 许福吉:其实语言都是载体,所有的语言学习到最后都是回到一个文化的核心来。比如一些小孩在读很多中国成语故事的时候,他会问这个成语故事背后提供了怎样一个价值主题,这个主题会不会改变他,或者是影响他,或者会不会给他生活上带来一些启发。很多精彩的成语故事,比如说孙子兵法里的很多故事,学生在学了之后,他可能会将它应用到生活中去,就是实践到生活中去,这就是中华文化所产生的一种功能。 2004年我开始正式创办新加坡孔子学院,直到2014年,整整10年。最初,孔子学院只有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有,并且和大学合作,那时真的处于摸索阶段,我的体会很深。我正在写一本书,也许会取名为《十年磨一剑》。 纯粹的语言学习也许会单调,我们有一个标语是:“不断体验中国层出不穷的喜悦,在中国文化里有很多令人感动跟令人喜悦的地方。”也就是一层层地深入和发现新的内容,让学习成为一件发现和享受愉悦的事情。因为语言毕竟是一个载体,文化才是学语言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一开始创造了很多我们认为很有创意的课堂活动,比如用电脑、滑轮板、创意书法、琵琶、钢琴等代替以前的书、礼、乐等,通过创意的、趣味的方式,把中国的饮食、武术、书法等文化内容传递给大家,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化导游”。 记者:有人说,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您对此怎么看? 许福吉:1988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人类如何面向21世纪”讨论会上,再次提到孔子思想对维持世界人类和平的作用。瑞士1970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说明到了世界文明进入后工业时代,人类祈求平等和谐的愿望已经上升为最主要的需求。被工业化所忽视的人性和亲情也被重新召回。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那些被认为非理性人际关系的血缘亲情,也许会对家庭和社会稳定的维系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还有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是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衡量别人和自己,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不仅个人之间,而且国家之间都应该如此。众所周知,“和”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儒家理想中的社会就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建设和谐社会很有相似之处,也正是儒家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孔子曾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通往智者、仁者、勇者道路上的思想课和方法论。“内圣外王”的儒家学说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哲学和生活的态度,在当下有着重要的意义。 记者:您了解中国持续升温的“国学热”吗?您对此怎么看? 许福吉:我到过中国不少城市,发现各地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就是所谓的“国学热”吧,不仅政府重视,很多民间人士也在自觉地推广和践行。我觉得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活水源头。我们在浙江大学做了儿童经典阅读的课题,就发现《论语》、《三字经》、《弟子规》、《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传统文化著作纷纷走进人们的视野,对这些经典的解读成为媒体的一种新气象,更重要的是,来自民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 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我想主要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成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这是文化的反思和精神的追寻。当代的国学热昭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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