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艳丽

　　文字记录思想，而造纸术、印刷术使思想有了持久的承载媒介。报纸让思想传播得更远，书籍令思想愈加深沉。在纯粹的“文字时代”，文者在字与句间斟酌，在段与段之间注入层次、逻辑，起承转合间，文章为思想服务，人们对印刷于媒介之上的文字充满敬意。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电视为核心的一代“高科技”工业产品，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起初人们以为电视只是传播信息的有利工具，然而在不知不觉间，电视上的内容日渐变得好玩又有趣，图形、动画吸引了受众眼球，文字仅仅成为了配料。电视开始引领潮流，让时尚穿街过巷，令娱乐明星地位迅速攀升。电视在带给大众愉悦视听享受的同时，也在重塑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形式不仅承载了内容，同样也会形塑内容，电视在改变时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人们的文字能力开始退化，理性让位于感性。电视上的画面不断转换，各类节目频繁换档，开电视时的愉悦感与关电视时的空虚感如影随形。

　　１９８５年，世界著名媒介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深度剖析了电视如何改变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如何改变传统媒体的信息呈现形式，以及如何让娱乐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并重塑社会价值观、重塑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作者所述的是几十年前美国的社会文化现象，但关于“拼颜值”、“时间碎片化”、“精力碎片化”、“浅思考”等社会现象，与中国社会近几十年走过的“娱乐化”道路却是异曲同工。工具在带给社会便捷的同时，也会成为一柄双刃剑。娱乐化的电视节目，让大众满足于即时的享受，而疏离于深层次的思考。

　　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作者深情回顾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那是一个大师迭出，连演讲都充满了人文韵味的黄金时代，人们精心打磨自己的思想、文字，让它们从公然示众之日起就拥有成熟风范，文字落地有声，它为思想服务而不为取悦眼球。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则在幽默、讽刺、悲叹中将电视这个“罪魁祸首”推上了历史的被告席，历数其种种不是。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的“人类将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并没有实现，这种外在的能够给人类带来严重打击的力量截至此时并没有出现；但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预言的“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却已然成为部分事实，一种来自内在的力量，正在代替外力摧毁我们历千百年而塑造起的文化文明。尼尔·波兹曼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摧毁的力量，“娱乐至死”。

　　现在，离作者写下《娱乐至死》已经时隔三十年时光，电视已然在这个时代式微，但其原因却不在于它的“娱乐化”，而是因为它无法更快速地响应新时代互联网应用者的即时娱乐需求。此时电脑、移动智能终端已经打着分享信息的大旗，接过了娱乐全民的“使命”。电视新闻远不如微博新闻那样一目了然，自定义的媒体远比需要被动接受的媒体更加“人性化”，不断飘游的鼠标标示了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持久锁定人们的注意力。专注成了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

　　即时的信息、随处可得的资源，让知识更趋廉价，人们等不及对信息进行整合、思考、辨别真伪，就开始发表自己的情绪化言论。理智止于网络骂阵，优雅止于遇见一群愤青，深度止于网络碎片，而文化则流逝于一波又一波的新媒体颠覆性创新之中。

　　人是喜欢从众如流的动物，当一种媒介被当成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主要工具，它便拥有了改造社会的“权利”。继报纸为王、电视为王之后，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改造我们的大脑、思维及行为习惯。是被工具利用，还是利用工具？这是一个问题。在完全交出灵魂之前，或许我们可以为自己设定工具利用的边界，让工具仅仅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附件，而不是驱动系统。

　　（《娱乐至死》（美）尼尔·波兹曼 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５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