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

　　１９７１年年底，我所在的连队派我班到包头昆区积肥，我们的驻地分为两处，我和三名战友驻扎在包钢二冶三公司，当时我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公司的职工食堂解决的。我们的中餐和晚餐除了买窝头和馒头外，每人都只买一个五分钱的汤。而包钢的工人因为有菜券，顿顿都买几毛钱一碗的菜。食堂的大师傅就询问我们为什么不买菜。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一天的伙食费连主食带副食只有四毛五分，如果买了菜，那下半个月就没钱吃饭了。他们顿时流露出同情的神色，又问我们多大了，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回答，有来自北京的，有来自浙江宁波的，大师傅们没多大文化，对于北京，毕竟是首都，还是耳熟能详的，对于浙江，就搞不清地理位置了，至于宁波，更不知其为何方神圣了。我们就用很夸张的语气告诉他们，宁波离包头有五千多里地哪。于是，他们一个个吃惊不已，然后大发感慨，说：“哎呀，好可怜的娃娃啊，这么小，又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吃的又这么差，身体怎么受得了啊！”他们便破天荒地决定，每餐给我们打半个菜，说是半个菜，其实那菜勺随便一舀，往往将近一个菜，有时候看着菜有多余，还会主动送我们一些。而且，食堂的窝头，也比连队的松软，形状是饭勺形的，上下两面都是平平的，这样，我们的伙食水平比在连队好多了，大家心里满怀着对食堂大师傅们的深深感激。 

　　有了这个先例，我们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颇有点倚小卖小的心态。有一次，我们经过公司的一个木工房，看见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刨木头，想起我们连个小板凳都没有，就突发奇想，打算让师傅们帮我们做个小马扎，于是毫无顾忌地进去，与他们商量起来，木工们一见我们这些兵团娃娃，爽快地答应了。说是让我们每人买一条背包带来，其他就不用管了。过了几天，我们再去木工房，只见几个又结实又漂亮的小马扎已经做好，整齐地摆放在墙边。我们对师傅们千恩万谢，分文未付，开开心心地带着自己的“宝座”回来了。我们对这个小马扎十分喜爱，一有用得着它的地方，马上物尽其用，唯恐它失去用武之地。后来回连队的时候，又把它带回了连队，把这个凝聚着木工师傅爱心的小马扎当成了“无价之宝”。 

　　在我们工作的间隙，晚上或星期天，我们还会去包头市区逛一逛，或买点简单的生活用品，或偶尔去饭店犒劳一下自己，有时也会去那个荒凉冷清，既没多少树，也找不到什么花的“八一公园”游览一番。不过我们最喜欢的自然是看电影，记得当时昆区有东方红剧院、洽特电影院等。一次我们去看时，电影快开演了，来不及买票，就跟守门的说好话，守门的一看我们的兵团服，就慷慨大方地说：“啊，原来是大学校的娃娃们（当时的说法，部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兵团属于部队管理，自然也是大学校），行，行，行，进吧，进吧！”于是我们厚着脸皮，心安理得地进去了。就这样，我们用自己的兵团服作为进出电影院的“通行证”，又去蹭过几场电影。不同影院的守门人却是同样的宽容大度。不过多数情况我们还是自己买票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东方红剧院看《卖花姑娘》，在整个放映过程中，影院里低低的哭声、抽泣声连续不断，有的甚至失声痛哭，等出了影院，大多数观众的眼睛都是红红的，大家谁也不会笑话谁，倒是那一滴泪没掉的，反成了稀罕之物了……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包头的群众对我们这些兵团“娃娃”的关心，爱护，宽容，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对当时远离家乡和父母、年龄才十七八岁的我们来说，却犹如春天的细雨，点点滴滴，滋润着我们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