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隐庵碑记》

文种故里桥

净圆寺对联

汶溪出土的青铜鸠杖镦

　　主讲人　洪余庆

　　在是否为宁波籍人士的古代名人之中，文种可谓是争议最大的人物，他的故里之争至少延续了千年。我市文史专家和文保人员经过多年研究与田野踏访，于近日基本确定：文种故里在镇海汶溪。

　　文种（？—公元前４６９年）是越国大夫，政治家、谋略家，博学多才，“三计”灭吴，闻名天下。越国灭吴后，君王勾践赐剑令其自刎。史载，文种为湖北江陵人（史称为郢），而宁波府志、慈溪县志等志书多次记载文种故里为镇海汶溪，而且历代以来，汶溪人口口相传文种为他们故乡的人，那里遗留着很多文种故里的遗迹和碑记。慈溪县志还明确说明，溪隐庵遗址原是文种的故里，即文种居住地；近年来在汶溪陆续出土的文物也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这观点。

　　汶溪为文种故里的由来

　　文种故里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第四卷《尊师》篇：“文种楚鄞人（泛指宁波地区的人）”；南宋宁波大儒、《三字经》作者王应麟也认为文种是鄞人，对于勾践灭吴后，文种不听范蠡之劝离开越地，王应麟有这样的论释：“蠡楚人，可以去越；种，越人，斐斐迟迟，不忍去父母之邦，忠臣之志也。”因文种是鄞人，故明代杨寔纂在成化《宁波郡志》始将文种列入人物传中。

　　最早记载汶溪为文种故里的是曹秉仁修雍正《宁波府志》；光绪《慈溪县志》“汶溪山”一节载：县东一十五里（即今汶溪）为越大夫文种故里；在“文种列传”中又说：其故居在邑东十里，至今犹以文名为“汶溪”。

　　对汶溪的实地考察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史料上的记载。２００４年４月中旬，当地文保人员在汶溪老街的一户居民家中发现了第一件有关文种故里的记载———缺损了一半的《溪隐庵碑记》，时隔一年，在村民的帮助下，又在河埠旁找到了碑的下部分，将两块残碑终于合成一字不缺的完整碑记。全碑高１．４米，宽８０厘米，厚１０余厘米。碑中有一句重要记载：“该地前朝大野，后拥重山，盖擬乎此处可为隐者之居，主持致宁特名为‘溪隐庵’，供文种木主，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这与《慈溪县志》中“溪隐寺”为文种故里的记载基本吻合。可见庵里的和尚非常聪明，为了世世代代不忘文种隐居的地方，特命庵为“溪隐庵”。该碑今收藏于镇海文保所。

　　在２００７年的镇海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文保人员又在汶溪老街八部庙找到一块《浚河碑记》，碑中载：“慈邑（该地原属慈溪县）之东，众山之水汇焉，是为文溪，或曰其水清泻成文故名；或曰春秋时文大夫种故里也……”落款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慈溪知县张久照撰。张氏江苏长洲人，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至道光六年（１８２６）曾三次任慈溪知县。

　　在慈溪东街尽头，有一座平板石桥，在梁板沿上镌刻“文种故里”四字，桥建于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由秀才郭玉恒建。

　　文种是楚国郢人，这是大多数人公认的，但最多只能证明文种出生地在郢，他的故居在郢的什么地方呢？至今仍是个谜。光绪慈溪县志编纂杨泰亨先生说过：生于斯、长于斯、居于斯、葬于斯都是故里。清代诗人冯汝霆一首诗也写得很好：“一曲文溪水，传言越相居。山川余霸气，里宅但荒墟。视道辞犹在，湛身恨熟如。何须辨邹郢，过此重欷歔。”

　　查春秋越国形图，汶溪属越国后方，吴灭越以后，至越灭吴的许多年里，文种与范蠡等臣奉勾践之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经常在汶溪一带操练兵马。《甬江志》载：“周敬王二十九年（公元前４９１年），越王勾践自吴获释归国后，积极发展水师，其后灭吴时，越水师即出甬江口，从海道入淮，灭吴。”

　　文种在汶溪的居住地

　　那么，文种在汶溪的居住地又在哪里呢？光绪《慈溪县志》明确告诉我们：“县东十六里有溪隐庵，庵内供文大夫木主或曰即其故居也。”庵内供文大夫木主，这是对居住者最好的怀念。

　　溪隐庵遗址位于汶溪老街东北半公里的黄松岭下。溪隐庵由僧人如良于元至元二年（１３３６）从文种居住地建起来的，距今已有６７９年的历史，这说明在６００多年前已承认该地是文种的居住地。溪隐庵年久失修，至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僧人致宁从天台山至汶溪，重修溪隐庵，并于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立碑以记，名《溪隐庵碑记》。碑首文曰：“慈东山水，文溪首焉，文溪林泉溪隐为最。”汶溪原名文溪，相传为纪念文种而命该溪为“文溪”。到了民国时期，不知哪一位文人自作聪明在民国３６年《慈溪县全图》上把“文”字加上了三点水，这样以后文溪的地名就变成“汶溪”了，失去了文溪二字应有的文化内涵。有趣的是在慈溪县１９５４年上报的有关汶溪的报告中，仍盖有“文溪”老地名的印章，也许他们仍不承认把文溪改为汶溪的做法。但“文溪”的地名一直沿用了２３００多年，不算短了。

　　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僧人净果重修溪隐庵，但他认为溪隐庵规模太小了，“庵”震撼力又不大，故改名为“西方寺”。置有前殿、中殿、后殿、藏经阁等房近百间，还在神钟山（今净圆寺）旁挖了个很大的放生园。在大雄宝殿正门二侧立了四根巨大的方形石柱，镌刻二帧楹联，其中一帧曰：“地以人传想当初，文公偶隐清溪，能使辉增东土。寺因宅改到今日，净老重兴名刹，顿教乐慕西方。”将文种居住之地和在文种宅地上建寺的历史说得明明白白。

　　当地老者还说，西方寺还专设一殿，供文种塑像一尊，供香客拜祀，使西方寺名望大振。住持净果去世后，西方寺逐渐衰落。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由天童寺退院浩明和尚搬迁部分西方寺殿宇建筑材料，在西方寺放生园地建“净圆禅寺”。解放后，西方寺原址上建汶溪粮站，以后粮站又搬迁，原址建汶溪小学，近年汶溪小学又被搬迁。

　　如今，溪隐庵一带民房建筑基本拆除。文物部门和当地民众多次呼吁要保留西方寺剩下的一幢藏经阁，以留文种故里的余荫。但大势已去，今藏经阁屋顶砖瓦已全部卸光，只剩下几根摇摇欲坠的梁柱了。

　　文种故里的传说与出土文物

　　２４００多年来，在汶溪流传着许多有关文种的传说，世代相传。

　　《甬上耆旧诗》有文种“仕越后定居于甬，卒葬于文（汶）溪”的记载，文种死后，越王勾践不同意把文种尸体运到都城绍兴，令原地安葬。那么文种今安葬在哪里呢？当地一位八旬老者周先生说，文种就安葬在今净圆寺大山上，该山原先没有名字，因文种葬在那里，故名“神钟山”（钟与种同音），一直沿用至今。

　　旧时，溪隐庵山上有黄松林，那里松木蔽日，翠竹成荫，为纪念文种故里，特筑“黄松亭”一座，亭内竖“文种传记”石碑。相传文种曾于汶溪讲学，建有“文种书院”一处。原有“文种书院”石匾额一方，嵌在西方寺后大殿的墙上，如今当地８０岁以上老人都看到过或听说过，该匾额在建汶溪粮站时被用作基石了。

　　据说，文种在汶溪时，授童讲学之余，潜心研讨国事，关心农耕水利，还在黄松林一带利用溪边鹅卵石摆演军阵，还与范蠡一起在海边操演水兵，共造木舟，最后从３０００名兵卒中挑选１０００名水性较好的兵士为水师，入淮攻打吴国。

　　又据邵今是《古镇慈城》刊中一文载：“在汶溪东街尽头的‘文种故里桥’旁有人见过一座巨大石碑，其碑首有石刻高浮雕蟠龙缠绕，碑座下有只大石龟样的动物（学名赑）驮着它。碑文镌刻着“古越国大夫文种故里”大字，是同治年所立。

　　清初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王荣商对文种故里也很感兴趣。有一日，同乡的贡生谢箎贤游汶溪回来后写了一篇《文溪探梅记》，给从京回乡的王荣商看，王看后拍手大笑，并说：“好、好，我去过文溪，也探望过文种植梅的事，但还没有写成文，兄今日写的《文溪探梅记》，正好放在我的拙作《容膝轩文稿》中。”《文溪探梅记》９００余字，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对文种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在汶溪周边地区也有不少有关文种的“印记”，如慈城的孔庙忠义孝悌祠内有文种神主牌位、原慈城老街中有“文种巷”、车厩小镇还建有越王庙等。

　　近年来，汶溪出土过许多与文种同时代的青铜刮削器、青铜弩（残件有越国铭文）、青铜镞、石犁、双孔小石刀、黑陶圈足盆等，还有一件青铜鸠杖镦。

　　弩是越国重要兵器之一，带有铭文弩出土汶溪是比较罕见的，这与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有着密切的关系。

　　鸠杖，是皇帝赐给一级大臣以上官员的赏品。这枚青铜鸠杖镦全身文身，是越人文身风俗的见证。鸠杖镦在汶溪出土，充分说明在那里曾是越国大臣驻足之地。

　　摄影　李根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