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春

　　但凡侯孝贤的新作，总会因他的名气产生点晕轮效应。《刺客聂隐娘》前期宣传的反响也算得上热热闹闹。然而闹到电影院，观众有三分之一中途跑了，三分之一座位上睡着了，剩下三分之一则美不胜收流连忘返。

　　真正的职业人都是有使命的，电影人侯导的使命就是做有风格的导演，拍有风格的电影，接受有风格的观众。我在文化产品的大市场中看到了一种为小众而不为大众的产品，这会不会是社会物质财富丰富到一定阶段，艺术与金钱的一次博弈？艺术家的一种物质牺牲，抑或是一种精神胜利？是艺术回归的一声笛鸣？

　　评价侯孝贤的电影风格，不只是“文艺电影”这样一个简单归类可以道尽的。我想把侯导的电影风格叫做电影化的风格。有些电影以故事胜，有些电影以明星胜，有些电影以投资胜……侯导的电影，却总是以纯粹的电影手法胜出。所谓电影手法，最强大的就是镜头和画面。为达到这个效果，《刺客聂隐娘》居然启用了多年前就淘汰的胶片拍摄，用了大段黑白镜头，大荧幕上的粗颗粒的胶片效果产生一种强烈震撼，让那些静默的长镜头充满质感，静止中跳动着一种浓郁的情绪，饱满欲滴，令人沉醉。一个个满满的画面中，只眉微蹙，只叶低垂，只月浅挂，却是满满的古韵流动，似有玉人将至，吉鸟将临，仙乐将闻。这就是电影的效果，不是小说，不靠故事和情节；不是舞蹈，不靠肢体动作；不是话剧，不靠舞台和对白；不是建筑，不靠空间和结构，但其丰富性却包罗万象。这就是电影独有的表现手法。很少有导演能将这种手法运用到这样极致，这样纯粹。而这偏偏是侯导最为痴迷的手法，甚至会为此陶醉到忘了观众，只剩电影。为达到极致，全片不用特效，全部真景，为此耗费了９０００万元，“等风、等雨、等鸟飞去”（主演舒淇语）。

　　当代的电影太喜欢急匆匆地讲故事了，当代的观众也太喜欢急吼吼地听故事。偏偏侯导的电影，看的不是故事，所以三分之二听惯了故事的观众逃走了或者睡着了，因为聂隐娘的侠客故事太过老套。但是喜欢电影的人，注意，是喜欢电影的人而不只是喜欢看电影的人，却正因为此而喜欢侯导的电影，这些人能够突破故事外壳的累赘，直接欣赏纯粹的本质的电影艺术。我甚至觉得，侯导的电影，越是没故事就会越好看，或许看他的《最好的时光》更能够体会。影片中几乎毫无联系的三个跨越时代的片段，情节都特别简单，表演也力求本色和内敛，真正耐人寻味的就只有镜头的美感。尤其是第一段，两个青年在小镇相遇而心生情愫，情节和表演均简单到极致，人的悸动也就真实到极致。最佩服是舒淇那种毫无表情的表情和毫无动作的动作，一敛就是一串镜头，然后终极一娉，春暖花开。而张震那一张千年不开花的硬脸更是为那些摇镜头增添了无限的张力。剧中两个人在错过了轮渡的深夜码头别别扭扭地将手拉住了，故事似乎要开始，然而电影就结束了。如果说情节，二十多分钟就是一个词：拉手；如果说电影，就是千回百转，美不胜收。

　　我欣慰，当代的华语电影中还有侯孝贤这样的导演，可以坚持慢条斯理地做自己的电影，做自己认为好的电影，并能够在华语电影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多年前我喜欢一部陈凯歌的《无极》，被同事和朋友当做笑点讥讽了半年。其实《无极》仅有一点点的超现实手法，一点点的电影化，也就是说，陈导只是做一点点风格化的试探，就已经成为大众化观众的弃儿。电影院里，每当剧中那个人物说因为一个馒头而开杀戮，观众就笑得花枝乱颤前仰后合。如今的陈凯歌也许票房高开，但真的已经是大师不再。还有一个与之比肩的张艺谋，当年的《红高粱》、太庙里的《图兰朵》多么具有前卫风尚、多么与众不同！

　　艺术的大众化是一种标志，这是不可动摇的，也是艺术的生命所在。这一宗旨当年曾涵养出艺术精品的“山药蛋派”，当代也孕育出会讲百姓故事的诺贝尔宠儿。然而在社会阶层复杂化和精神需求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做到大众化？也许“小众化”正是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做不好“小众化”，就谈不上大众化。做小众的电影，或许能够引领大众艺术的时尚，比如《刺客聂隐娘》，比如侯孝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