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桥街士大夫第历史上是袁洪的府邸。 龚国荣 摄

　　□徐建成

　　徐建成，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物与博物馆处处长，从事古籍整理与地方文献研究多年。发表过《宁波历代知府与城市发展》、《细说慈城》、《乡愁月湖》、《“蠹食”天一阁》、《看见三江口》等学术类文章，并主讲过《保国寺的历史身份与文化表情》、《宁波的历史沉浮与文化沧浪》、《浙东的历史征服与文化迁植》等话题。

　　琴棋书画，视为中国古代文人基本素养的标志。琴为首位，原因在于历史进程中，它不仅作为一种抒情乐器，更可看作是一种文化礼器。文人士大夫以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代言人，寻找或期待着伯乐的提携与知音的共鸣。因此，三千余年不绝的古琴音乐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宁波古琴文化在中国古琴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一点，似乎令人始料不及。那么，今天不妨以讲故事的形式把它梳理一番。

　　一代古琴宗师客居日湖袁家

　　公元１２８４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甲申二十一年），那是一个秋雨凉飕飕的早晨，一位身披蓑衣、戴着斗笠、道士模样打扮的人神秘地行走于宁波城天封塔下的雨色街巷之中，包袱挎缠在胸前，肩背上挑着一把琴。那情景颇似我们所熟悉的武侠影视画面。你可知道这位人物是何许人氏？他正是一代古琴宗师徐天民。他是我国最著名的古琴流派“浙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师父是天台人刘志方，他的祖师爷是“浙派”创始人永嘉人郭沔（约１１９０－１２６０，字楚望）。而他身上的那把琴，也好生了得，正是赵宋王室遗物巴渝唐琴，名为“三世雷”。

　　徐天民因何而来呢？徐天民，名宇，号雪江，又号瓢翁，浙江严陵（今浙江桐庐）人。原本与师兄毛敏仲同是南宋琴师杨瓒的门客，所学的是江西琴谱，但杨瓒执意让他俩离开自己，于是改投刘志方门下，学习“浙派”。在才华上，徐天民不及师兄毛敏仲那样有创造力，但在古琴教学、琴谱整理方面却能持之以恒。此时的徐天民已经穷困潦倒，但他还是执意要来庆元路总管府（当时的宁波府城）寻访日湖琴僧，以获取琴曲古谱。在徐天民心中，自北宋以来，甬上日湖地区几家寺院多出古琴技艺高超之僧，在宋代琴艺发展中有些举足轻重。徐天民想通过造访获取营养，赶超师兄毛敏仲。

　　宁波城内历史上有日、月二湖。日湖，又称南湖，其文化中最不应该湮没的是古琴。北宋初期，日湖莲香的寺院有延庆寺、大祥符寺、开元寺，主要琴僧有知白、从信、演化、义海和则全，这些琴僧的高超琴艺早已封存在了那些古籍文献之中。其中，从信是宋太宗的内廷琴师，演化是宋真宗的内廷琴师。在北宋的一百多年中，僧人“士大夫化”，始终在琴界有着重要的地位，出现了一个有师承渊源的琴僧传承体系，得到皇上的宠幸。

　　来到日湖边上的徐天民叩开山门，诚意打动住持，获取了宝贵的神秘古谱。这一天，这位失意的元代江南士人获得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舒畅感，他大醉中狂操古曲，梦卧垂虹桥石阶。当他醒来之时，他的挚友站在他的眼前。你道此人是谁？此人正是甬上望族、藏书家袁洪。两人互道钱塘相识后的离别之情。袁洪请徐天民客居其家，阅读他家藏阁中的琴谱，授琴业于他的儿子。徐天民感恩戴德。后来袁洪的儿子成才为官，成为元代翰林大学士，是宁波人在元代官职最高、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此人便是清容居士袁桷。徐天民也终身流寓袁桷家中，成为古琴“浙派徐门”的创始人。

　　作为徐天民的入室弟子，袁桷（１２６６—１３２７）有着很高的琴学修养。他所撰的《琴述》，论述了宋代古琴谱系的演变，从官方“阁谱”的衰亡到民间“江西谱”的兴起，以及宋末“浙谱”的取而代之，并将所知琴人琴事，尤其是从老师徐天民口中了解的浙派谱系渊源一一记录下来，在浙谱琴学研究方面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价值。这篇《琴述》也成了中国古琴文献史上的名篇。

　　宋高宗甬上堕琴

　　有关宋高宗脱难投琴入江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版本，究竟在何处？于是也有了地域文化归属之争，但主要是宁波与台州之争。

　　台州人认为，南宋建炎四年（１１３０），金兵攻陷临安，宋高宗赵构由临安经明州（今宁波）入海南逃，中途停泊浮门（今三门湾健跳港）。浮门南岸当时住有陈家，系南朝陈霸先皇族后裔，隋灭陈时，避难迁居于此。宋高宗船泊浮门时，跟随之人皆狼狈不堪。闻听陈家遭遇，高宗触目伤怀，焚香抚琴，曲罢余恨未尽，投琴入江。绍兴十五年（１１４５），渔民在浮门港中撒网捕鱼，捞上一琴，见琴腹题字“臣雷某造”，知是高宗所投之琴，献还朝廷。高宗视之，回想当年逃难经历，不禁潸然泪下。故事的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而我们宁波则有更好的版本。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先生《句余土音·甬上杂歌·堕琴叹》诗话云：堕琴及堕玉扇垂二事，皆在甬上故实也。宋高宗在明州不仅堕琴，还堕玉，地点是在王驻洋，距三江口五里，小浃江出口。宋高宗驻跸于此，故有此地名。当时，宋高宗在船上抚琴失态，把宝琴和玉孩扇坠皆堕入水中。后来此琴被打捞上来，民间流传，流传之物正是徐天民背上的那把“三世雷”。神奇之处还在于“三世雷”后来为袁桷使用，再后来归明朝乌斯道所有。清朝乾隆年间，全祖望有幸遇见此物，然囊中羞涩，与此宝琴一见别过，遗憾终生。而一块玉孩扇坠后被丞相张俊所持，宋高宗识是前堕水物，询问张俊。张俊回答说，得之铺家，铺家言得于提篮人，提篮人言于陈宅厨娘买得，厨娘说“破黄花鱼腹中得”。宋高宗大悦，差遣人去赏赐厨娘（见明高宇泰《敬止录》）。

　　琴史上著名的“美女计”

　　古琴音乐文化艺术形式发展到南宋成熟的标志，是形成系统的流派。这是当时以文人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与之相随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文人休闲生活方式成为时尚，琴乐由此得到空前发展。历史演进到宋宁宗时期，宁波人、丞相史弥远（１１６４—１２３３）导演了一出琴史上著名的“美女计”。

　　宋宁宗先后有九个儿子，但是在未成年时就夭折，因此他不得不从宗室子弟中另寻储嗣，选了宋太祖十世孙、六岁的赵与愿入嗣宫中，赐名为赵曮，立为皇太子。没想到嘉定十三年（１２２０），赵曮因病不治而亡，年仅29岁。这时宁宗已51岁，时不我待，一面为太子办了丧事，一面赶紧重新物色新皇子“接班”。选来选去，选中了沂靖惠王赵柄的嗣子赵贵和，赐名赵竑。按血缘与辈分说，赵贵和是宁宗的侄儿。

　　公元１２２１年（宋宁宗嘉祐十四年）的八月十六，史弥远郁闷回家过中秋，摆设月湖船筵，与随行前来的下属、幕僚们一起借酒抒发心中的不快。也许有人要问，作为权势灼天的丞相史弥远，哪里来的不快呢？

　　原来朝廷新立皇太子赵竑对丞相史弥远极为不满，在接受百官贺礼时，偏偏将史丞相的贺礼打了回票。之后，又在朝廷议事时处处找史丞相的“茬”。眼见着已经50多岁的宋宁宗身体每况愈下，史丞相立即嗅出来自己潜在的政治危险，不得不小心行事，将郁闷藏入心肚。

　　此时月湖船筵正在进行之中，一曲动听的琴乐感动了失落的史弥远。顺着琴声，史丞相眼瞅船帘之外抚琴之人，乃是一位才情绝色的女子。于是，史丞相低声地问道：“是何人弹的好曲？”随行幕僚便唤女子入内。女子入内后，史丞相被惊得站立起来，而后又缓缓地坐回，内心的盘算已经悄然形成。随后，史丞相问过女子身世，迫其服侍在身边，并于次日一起回京城临安。

　　史弥远知道皇太子赵竑唯爱抚琴。他通过幕僚策划，暗自地将这位擅长弹琴的美女送给了赵竑。赵竑对她毫无防备，因爱其琴艺，遂引为知己，终于将心里话和盘托出。说自己一旦即位，首先要严惩的就是史弥远，将他流放琼崖（海南岛）。史弥远得知此言，吓得魂灵失窍，托病几个月才好转。

　　为了铲除这一心腹大患，史弥远经过长期秘密谋划，在宁宗死的当晚逼迫杨皇后矫诏废黜赵竑，改立由他一手豢养的太祖十世孙、靖惠沂王府的嗣子、20岁的赵昀（原名赵与莒）做皇帝，是为宋理宗。理宗甘当愧儡，一切唯史丞相之命是从。史弥远由此摆脱了远贬之灾，而且相宁、理两朝长达二十六年，成为南宋任期最长的权相。

　　这就是中国古琴文化史上所记载的“美人计”。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史弥远长子史宅之身边，有一位著名的南宋幕僚词客，他就是宁波词家吴文英（梦窗），“美人计”中的美人便是吴文英生命中挚爱的杭姬。美人所弹之声皆为吴文英谱曲之作。据说，杭姬被史丞相掠去的那一刻，不胜酒力的吴文英被凉意的秋风吹倒在月湖中，去会水中的“嫦娥”了，那是无可言语的痛苦。在吴文英一生的幕府应酬创作中，始终“醉云醒月”，体现着权贵下奴性苟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