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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8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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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俄罗斯式的忧伤

———读《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

  □林 颐

  

  “气氛,有时不是感受于当时,而是渗露于久远的后日。”诚如旅行家舒国治此言,青年作家、摄影师胡成的这本《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无论是文字部分,还是114幅摄影作品,都隐隐透着清冷的忧伤,那是本书的气氛,亦是俄罗斯的气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起点,平行的铁轨一路向着远方铺展,要把旅人送入未知。

  这趟西伯利亚铁路纪行,某种程度上像一场行为艺术,胡成以“火车”这种封闭的形式,暂时将自己与广阔的外部隔离,寂寥长路漫漫行,汽笛的偶尔鸣声添加一丝莫名的愁绪。终点站在意识里恍惚成了一处“非地”,一个无法抵达之地,中途的每一次靠站,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去了。如此产生一种迷雾般的惘然和“秋天式的感伤”,这是两个世界的分离,也是两个世界的靠而不近,这种精致的、敏感的忧伤,无疑是有点俄式贵族化的、审美的乌托邦。这种忧伤尚不能引致生命的觉悟,倒有点贴近普希金作品《茨冈人》里贵族青年阿乐哥的孤独,他被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世界所放逐。而胡成是在一开始就先进行了自我放逐。

  旅行是异域想象的种种落实或颠覆,游记是旅行者离开自己原来的身处之地,自觉体验另一种文化时空的记录。火车旅行,必然使得胡成与每一处行经之地匆匆告别。于他而言,俄罗斯文化不仅是风景胜地凝固的历史,他把镜头更多地转向路途中遇到的普罗大众,记述在列车与旅馆中相逢的人———哈萨克的金矿工人亚历山大、萨哈林的流落小旅馆的亚历山大老头、布里亚特蒙古人小阿廖沙母子、安加尔斯克的亲爱的奇斯佳科娃·亚历山德罗夫娜老太太、新西伯利亚租住床位异乡谋生的漂亮姑娘、叶卡捷琳堡的书商米哈伊尔———他在与人们的交往中去体会俄罗斯的传统,以及传统在现时代的改变。书中摄影以人物居多,其中有几幅构景相似,伫立凝望的身影,隔着窗户望向远方。比起广场宫殿、古迹花园,胡成大概更关心:俄罗斯人都在想什么?

  乌斯宾斯基在他影响广泛的作品《土地的威力》中说,俄罗斯“黑油油、潮乎乎的土具有超历史的道德的力量,是俄罗斯人民的根”。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有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许多无法忽略的人事。如果翻开俄国流放史,它是一部让人毛骨悚然的人间苦难纪事史。当列车穿越广袤冷寂的西伯利亚森林,旅人们是否想起了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囚犯带着镣铐劳累干活的场景?幽幽冷境,寂寂魂灵,这片土地是多么深沉、质朴又厚重。俄罗斯人特别能够承担苦难,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或者臆想中的目标献身,同时追求以宗教精神洗涤人自身的原罪,往往使得俄罗斯文学呈现出一种“受难的美”。俄罗斯既是一个欧洲国家,也跨越亚洲土地,既是东方,也是西方。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文化钟摆,一直摇摆在东西方之间,它想要亲近西方,但总有拒力推斥它,而在东方的眼里,它又成了西方。换句话说,这个民族始终有着文化上无从归属的困惑。悠久的东正教传统和近代欧洲启蒙思想相结合,赋予了俄罗斯人一种“殉道者”的气质,让他们对于受难有一种本能的、隐遁的热情。

  俄罗斯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意象,正是胡成以书名致敬的“白桦”。库茵芝的《白桦林》是俄国巡回展览画派的代表作。白桦林光线明朗,一面背阴,一面向阳,每一棵白桦树都有着动人的阴、阳之分,整个构图简洁明快、色彩细腻,列宾称赞它是“触动观众心灵的诗”。事实上,俄罗斯多位诗人都曾经歌咏白桦。比如叶赛宁的《白桦》:“有一株白桦/立在我窗旁/覆盖着积雪/像披着银霜/毛茸茸的枝上/冰凌儿挂满/像雪做的衣边……”诗歌明净欢快,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真诚热爱。很难想象写出这样诗的人后来却在而立之年自缢身亡。

  俄罗斯式的忧伤,真是令人回味悠长。

  (《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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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