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慧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瞽目之后曾经为两位巾帼写过数十万的文字：一是为历史上确有其人的“秦淮八艳”之一的河东君写了《柳如是别传》，一是为清代弹词女作家陈端生以及她笔下虚构出来的才女孟丽君写了《论〈再生缘〉》。此后，陈先生那一句“著书唯剩颂红妆”也开始流传于世。杨典先生同样愿意为中国历朝历代那些几乎淹没在浩繁史籍中的女子写一些生动文字的，但他的这本《女史》却没有将目光专注于今人早已耳熟能详的那些女性身上，而是爬梳古籍，寻觅那些最容易为人忽视的女性个体或群体。同时，杨典先生的“书写手法”也别出心裁，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是：“包括了笔记体、散文体、新闻体、索隐体、对话体、戏剧体、古诗体乃至短篇小说体等，从多元化的角度来结构‘女史’这一文化母体和社会现象。”作者自然深谙形式为内容服务的道理，所以在他的笔下，写女性的世界是可以用任何一种不拘一格的文学体裁的。不过，读罢这本被称为“一部诗意的女性博物志”的《女史》，读者还是会发现，其中的大多数文字采用了诗歌形式，尽管其中部分文字并没有完全符合诗歌的文体规范，但短句分行的格式还是赋予了它们一定的闺秀气质和女性风骨。

　　那么何谓“女史”？在古代，它指女官名。后来，也用来称呼知识女性。到了现代，“女史”的含义愈加扩展，也可以指女性史。该书书名所采用的就是第三种意思。在杨典先生看来，中国关于男性的文字已经足够丰富。在太过漫长的历史中，男性既是话语权的主宰者，也是书写权的统治者，而女性更像是失落、失语的一个族群。相对而言，“关注女性世界”的文字少之又少。就以中国古代为例，那时的女子无名无姓，父亲姓李，便为“李氏”，丈夫姓刘，旁人便唤她“刘家嫂嫂”。即便是自己最亲的丈夫，呼唤起来，也不过是“婆娘”、“妇人”、“家里的”、“伊”等字眼。直到近代，白话文初期，刘半农先生才创造了那个“她”字，并深情地写下了极为简单又极为唯美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一诗。从此，女性有了一个固定的指代词———“她”。

　　杨典先生对于女性还存有一种惋惜心情。诚然，在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上，能留名的女性，往往因其父亲、兄弟、丈夫或儿子有名。这种情况不胜枚举。这似乎也说明，在男权社会当中，女性很难撇开身边的男性群体而独立地呈现于历史。从为了儿子能成才而三迁居所的孟母到击鼓抗金兵的梁红玉，从父兄都是史家的曹大家到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有形无形当中，正是那些男性的审美目光和价值定位才使这些女性青史传名。在《女史》中，作者不想沿袭如此旧俗，所以里面的文字很有为女性张目的意味。作者甚至直言不讳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个男权世界已不值得再写了，而越是残酷的大时代，大环境，往往越在小女子的身上才得到深刻体现……男子即是有，是物质，是文明与经济的产物，而女子是无，是情感，是自然和隐形的生活，后者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如此话语，足见作者对于女性的褒赞和推崇。所以他从典籍、正史、野史、逸闻中搜罗奇异女子们的小传，同时也对国外那些奇伟女性进行片段式的评说，这里面的主角多是妓女、名媛、师姑及被各种势力和名目压制的世俗女性，作者用他惊鸿一瞥式的流丽诗句，记录下了内心中对于那些女子的最真实的感受。

　　《女史》一书是特别的，它难以归类。作者将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女性都囊括笔下，却并不细细描摹，也不缓缓抒情，他更多地是在述说那些生命曾经遭受过的厄运以及她们卓越的才情、内心的挣扎，她们命运中所呈现出来的悲怆历史和复杂现实。于是，这本貌似“诗集”的文字也就有了一种奇谲的色彩。除了精彩的正文以外，每篇文字后面的详细注释也极具可读性，涉及到了很多文化资源。如果说正文部分是以史料、典故、引用语和浪漫绮丽的想象进行汉字的唯美架构，那么尾随其后的注释则是作者自己对前面文字的阐释和再创造，蕴含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和诚挚由衷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