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隆 

　　宁波城内有条日新街，与江厦街平行。日新街的北头是中山路，南边是药行街。今日之日新街，因接壤天一广场，一派欣欣繁荣，商业气息之浓厚，似乎有赶超江厦街之势头。 

　　旧时日新街，与江厦街完全是风格迥异。江厦街是钱业、典当业、银行业、鱼行业、南北货行集中之地，商品化程度极高。而几步之遥的日新街身处闹市，却是一条幽静的文化街，从清末到民国时代，宁波城厢内较具规模的书店，大多集中在这条长约百米的小街，为旧时甬城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街，犹如北京之琉璃厂、上海之福州路。

　　日新街的命名，是取古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含义。戊戌维新失败后，废科举，兴学校。此街因毗邻江厦一带，南北往来者众，逐渐催生了文化业，城中较具规模的书店多汇集于日新街，举凡入学儒生、候考童生及求知乐学者，皆喜欢到此地购书，乃至清代道台、知府等官宦，亦微服青衣小帽，带侍从来此地买书。不过百米的羊肠小街，却对宁波教育的促进、文化的传播起过一定作用。 

　　旧时之日新街，总与书坊密切关联，然而古代的书坊，不仅仅是书店，往往兼营刻书业务，拿当今的话来说，也就是书店兼出版社的性质。从东门口折入，首家便是“汲绠斋”书局。如今提到“汲绠斋”，恐少有人知。昔日宁波的书店中，有号称“五大书店”的汲绠斋书局、新学会社、竞新书社、文明学社、明星书局，甬城五大书店都坐落于此，而“汲绠斋”是最早创设、最早出名的。 

　　位于街口的“汲绠斋”，乃旧时书店的老字号，为甬城书店之冠。它创立于清道光初年，由鄞南鲍家等几个文化人拼股经营。书局极宽敞，伴有前后两宸，前厅为门市业务；后一间为古色古香的客堂，用来招待大客户，接洽官绅、学者，较奇特的是，为优待远道来的顾客，书局免费提供食宿。该店有一架石印机，自己刻书、印书，相当于一家微型出版社。到清末民初，铅印和石印逐渐风行，木刻淘汰，“汲绠斋”大出风头，备货有《四书》、《五经》及经注一类读物；有《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一类启蒙教材；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文化读物，后期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建立了特约经销关系。 

　　“汲绠斋”书局往南多行几步，为新学会社。这个新学会社是有来头的，戊戌变法后，清末奉化留日学生孙锵、江起鲲集资创建，后由庄崧甫接办。庄崧甫的名气就大了，蒋介石曾与他有过短暂的师生之谊。新学会社，顾名思义是将西方“新学”引入，以适应百日维新的需要，后来曾在济南、天津、北京、广州各处设分店。早期经营有严复翻译的《赫黎胥天演论》，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及格致（物理）、数学等方面教材，风靡一时，极受甬城新青年欢迎。 

　　新学会社之旁，有文明学社和竞新书社，主要经销学校课本、文具。斜对面，有家明星书局，创设于五四运动之后，经销一部分新思潮书刊，满足进步知识分子的需求，如《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也经营“五四”以来新文艺小说，以及话剧、医学书等，兼售进步刊物，在文化界中有点影响。 

　　这些书店各具经营特色，共同之处在于开架陈列售书，书刊任读者自由取阅，不论买与不买，店员都毫无怨言。辛亥革命后，这些书店以中小学教材为营业大宗，临近开学季节，竞争非常激烈。１９３８年汲绠、新学、文明、竞新、明星联合起来，组成“课本联合供应处”，形成了垄断的格局，使别的书店无法与之抗衡。日新街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坊一条街。 

　　与日新街相近的，还有一条“又新街”，街上也有两家书店。一家是以经营古籍为主的大酉山房，另一家名为“三宝经房”，顾名思义专售佛经、各类宝卷，遇法会兼营僧衣法器。至于创办于１９３４年，地处公园路上的“青春书店”，以传播革命思潮的书籍为主，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都能在此买到，可惜两年不到，就被当局勒令关闭停业。 

　　1956年后，日新街上的书店实行公私合营，大大小小书店的从业人员从此走向了新岗位，书坊一条街也从此淡出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