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胡龙召

　　七里垫位于江东区福明街道。据《四明谈助》记载，因其“去县治七里，故有此称”。该村历史非常悠久，村口的镇东桥（又名七里垫桥），最早建造的年份可以追溯到宋朝。虽说昔日的村庄现在大部分已经拆迁，但在旧时，七里垫却是个风景秀美的江南水乡：绿水萦绕着粉墙，红花零落于黛瓦，每当夕阳西下，后塘河上橹声欸乃、渔火闪烁，让人流连忘返。

　　□戴勤锋

　　镇东桥原是一座精美的石拱桥，它比城西的望春桥还要早建四年。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方便日常生产和生活，镇东桥改建成了一座水泥平桥。为方便拉纤，北端的桥洞下还有一条纤道与东塘路相连。

　　在漫长的岁月里，镇东桥作为当地水陆交通的要隘，还曾是抗击倭寇的战场。据文献记载，明嘉靖年间倭寇经常侵犯浙东沿海城镇。１５５５年５月，有近百个倭寇从奉化裘村登陆，经金峨窜入江东横石桥，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驻江东百户（明代百户为世袭军职，统兵１００人，正六品）叶绅，闻讯后立即率领士兵前去狙击。在战斗中，叶绅身先士卒，同倭寇展开激烈拼杀，血战至镇东桥时，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当地民众为纪念叶绅的抗倭功绩，在镇东桥西侧的府主庙中，塑造叶绅神像进行祭拜。

　　近年来，随着东部新城的不断开发，七里垫村由昔日偏僻的城郊，变身为一块新兴的热土，镇东桥也被大型的公路桥取而代之，老桥现在只剩下两个桥墩还静静地矗立在河畔两侧。

　　明末清初，七里垫还走出过一位“布衣诗人”———周容。周容（１６１９－１６７９），字鄮山，世代居住在七里垫村。七里垫周氏，是当时众人皆知的书香门第。周容的曾祖父周尚文，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著有《松石集》；祖父周一骢，太学生（在国子监读书的最高级秀才）；父周召，潜心理学，著述丰盈，门下有许多名士。周容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年少时就善于写诗作画。明朝灭亡后，周容遵从父命，抛弃了贡生“职称”，从此以布衣诗人自居。虽说远离了科场，但周容在中国文学史上，绝对是个值得一书的人物，他不仅有高尚的人格情操和气节，还集诗、书、画三绝于一身，他的多篇作品如《小港渡者》、《芋老人传》、《鹅笼夫人传》等，至今仍收录在一些中小学的教科书里。

　　明清易代对周容这些文人来说，既是国家的悲剧，也是家庭的灾难。不过，较之物质意义上毁于战火的“家”，文化意义上丧失的“精神家园”，才是这些遗民真正的心头之痛。周容为示其不与清廷合作的气节，一度在东钱湖畔的青雷寺剃度为僧。但没过多久，父母就前来劝他还俗。为尽孝心，周容只好归隐故里。

　　周容年轻时，很受御史徐殿臣的赏识。清军入关后，徐殿臣回到家乡避乱，某天在游览天童山庄时，不幸被海寇劫去索要赎金。周容闻讯后挺身而出，代徐做了人质。无奈徐家资产早已用作抗清起义时的军饷，没钱将周容赎出。结果海寇就迁怒于周容，将他打成了跛腿。侥幸回来后，周容没有责怪徐殿臣，反而笑自己成了半人，并取别号为“躄翁”。他的乐观心态和侠义之举，使众人大为赞叹。

　　顺治十四年秋，已近不惑的周容为让父母有个安详舒适的晚年，在七里垫建起了一座小院。作为一个有情调的资深“文青”，他以《诗经·七月》中“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之意，把小院取名为“春酒堂”。周边虽没山林涧谷之胜景，但门前是一马平川的鄞东平原，屋后是日夜流淌的后塘河水。远眺金峨，太白山峦如黛；近听牧笛，农歌声声入耳。待暮色四合，自家的埠头上会有渔夫送来各种河鲜。春酒堂内的书楼里藏有各种名画古籍，庭院里种着四时花草，一家三代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四方文人来拜访时，看到此景都羡慕不已。但平静的生活终究无法掩饰内心的亡国之痛，在七里垫过了一段安稳的田园生活后，周容的心又开始驿动起来。尽管腿脚不太方便，但他毅然行走于大江南北，广交天下英儒俊彦。在此过程中，周容的才情得到了众人的肯定，时人谓之“画胜于文，诗胜于画，书胜于诗”。

　　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同乡史大成招周容入京。史大成是清代浙江第一位状元，住在离七里垫不远的张斌桥畔，他性格敦厚，天性至孝，与周容颇为投缘。见好友相约，周容在花甲之年，再次北上。这一年，清朝三藩之乱初平，国势基本稳定，为笼络明朝遗臣、社会名流，特举行博学鸿词科。面对这场极具诱惑的举国大典，大臣们曾极力推荐周容，而周容却以死力辞。见他态度坚决，举荐他的朝臣怕弄巧成拙，反而引火上身，只得作罢。次年（１６７９年），周容因心力交瘁，病卒于京城客栈，享年６１岁。

　　周容一生著述颇丰，但当时清政府为消除士大夫的抗争意识，对他们言论管控甚为严厉，像周容写的许多缅怀故国、有关名节的诗文大多被当作禁书焚毁。此外，周容一生布衣，大部分时间不是隐居故里就是游走各地，随着岁月的流逝，就这样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今天，如果你到江东世纪东方广场去，有闲心的话不妨去东侧的后塘河边看看，那里不仅保存着七里垫古桥的遗址，还留下过一位先贤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