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虎

　　今天早上，我又骑自行车上班了。车技大不如从前。过去，我能从坡陡、狭小、弯曲的鸡鸣岭古道上骑行，现在即便在平坦的大路上，看到来来往往的汽车，依然觉得慌兮兮的。屈指算来，已经二十六年未碰自行车了。

　　城市的交通设施的变化，是城市变化的一个侧面。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姚城出现了三轮车，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哟，县城变大了，三轮车的喇叭声，过去只有在宁波、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能听到的。”接着，姚城又相继出现了出租车、公共汽车……今天，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也运营了，这让美丽的姚城又上了一个档次。有人说，公共自行车是一项缓解城市道路压力的举措，但我以为主要还是返璞归真，是一种环保生活的回归。

　　曾几何时，我国是自行车的王国。那时候，骑自行车是常态。当时的自行车，是清一色的黑色、直档、廿八吋，至于彩色、弯档、小轮等等，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当时，自行车是路上的一道风景，尤其是上下班时刻。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它，什么米袋、煤饼，基本上靠自行车驮回家。自行车不但是人们的交通工具，还是运输工具。上世纪的６０年代末，我老家就出现过这样的运输队伍。每逢市日，一队骑着永久牌重磅自行车的山北人，从我老家门口的河塘路骑过，经过加固的书包架两边挂着两麻袋重达２００多公斤的大米。这在今天简直是匪夷所思。听见车轮碾过欹翘石板时沉闷的“咔嗒”声，连过路人都要为他们捏一把汗。他们弓着身体，棉袄缚在米袋上，大冷天只穿一件棉毛衫。到了岭脚，相互合作，将载重的自行车一辆辆推上岭顶。山北人籴米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当时棉区的口粮普遍不够吃。当然，也有人凭力气、车技和胆量进行“投机倒把”，悄悄地赚一些外快。

　　今天，我骑在自行车上，脑海中却浮现了一张张亲人的面孔。想起我父亲，当年他是那么年轻，月光下，生产队的晒场上，父亲抓着自行车的书包架，我一圈又一圈地越骑越快，强壮的父亲跟在后边，跑得气喘吁吁。父亲告诉我，路小，骑车要小心。他年轻时在上海做电工，撞翻过人家的馄饨摊。想起我三叔，当年只有他有自行车。那时候的农村，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小叔去借，他还不肯，但只要是我开口，从来没说过不借。想起我小叔，那一年赶时髦也买了一辆二手车，约我一起过一把骑车瘾。我们去宁波，６０多里的路，四分之一是高低不平的土路，过了妙山桥才有单车道的公路。好在那时的汽车极少，偌大的公路上，只有我们叔侄俩骑行时轮胎与沙石路面摩擦的“沙沙”声。沿途都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的波涛，有的地方稻子已经开镰；公路两边的树木，一排排地往后退，变得像电影中的画面。大街上，小叔请我喝了七分钱一杯的酸梅汤，然后再掉头回家。那年我才十七岁，是头一次走进宁波城。往事生动如昨，而父亲、三叔、小叔都相继离我远去……

　　骑在自行车上，还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有一年，我驮着即将临产的妻子，去丈亭公社大会堂看越剧《祥林嫂》，来回４０多里的土路，至于颠簸会不会对孕妇带来影响，当时没有这样的概念。又有一年，妻子怀老二到县医院检查完之后，我驮她回单位宿舍，在姚江桥脚与一辆从小弄里窜出来的自行车相撞，虽然我是直行，可我不是本地人，几个人围上来要我赔二根钢丝钱才肯罢休。妻子从书包架上摔下来，好在没事。又有一年的冬天，我们丈亭二轻局的四个人约好骑车去县城开会。那天的天气特别好，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四十多里的沿山、沿河的路，大多是高低不平、杂草丛生的土路，河塘上还有很多缺口需要上下车。一路上我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那种情景，永远在我脑子中扎下了根。在丈亭工作的时候，我还常常带大女儿上班，四岁的她坐在三角档上，一路上都感到新鲜、稀奇，幼稚的提问，还有我故意逗她的话，至今记得一清二楚。在骑自行车的那些年，日子似乎过得很贫困，但也很温馨、很快乐。骑在乡间的小路上，一边骑行，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有时候还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这不是享受么。

　　去年八月份去丹麦，红绿灯前，我又看到了浩浩荡荡的骑自行车的队伍；在市中心，我还看到了一个个停放着各式各样自行车的大型自行车停车场。导游告诉我，这里每一个人都爱骑自行车，包括王储、市长、律师、教师、学生。对于丹麦人来说，自行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今，我们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今天的姚城，也有了越来越多的骑车族。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从今天起，我一定要多骑车少开车，为了环境，也为了自己。

　　总第6058期 配图 木水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