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隆

　　宁波通商，源远流长。从春秋之句章港、唐代之明州港、元朝之庆元港，再到明朝始称的宁波港，可谓一脉相承。宁波建城悠久，尤其自南宋定都临安后，鼓励海上贸易，宁波逐渐成为重要门户，交通频繁，舟楫所至，北达燕鲁，南抵闽粤，西迤湘鄂皖赣，万商云集，成为浙东唯一的吐纳口岸。 

　　旧时，商业船帮停泊在三江口一带，昔日荒凉的“泻卤之地”，也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港区。１１９１年，福建船主沈法询在三江口立一尊天后神龛，因有天后娘娘的护佑，福建商船逐渐在宁波联合成帮，算是商业船帮在宁波最早的雏形。福建船帮以经办木材为主，声誉极高。自元朝起，北路航线得以恢复，山东、江苏一带的商人陆续来甬。 

　　众多南北商人依托三江口的优越地理位置，逐渐走下商船，与本地商人合作，纷纷开设商号，既搞运输，兼营销售，渐渐形成了地域观念极强的商业船帮，这就是饮誉大江南北、持续长达７００余年之久的宁波商业船帮南北号，“每遇阁广船初到或初开，邻舟各鸣钲迎送，番货海错，俱聚于此（《四明谈助》）”这种景观，实为旧时宁波江厦一带所独有。 

　　宁波商市，着重海运。由于三江口一带便于集散，商业船帮南北号咸集。经营南方贸易的叫“南号”，或称“南帮”，为福建木行的外帮，主要将福建、广东的木材，销售于上海、长江流域，同时还夹带烟叶、蔗糖、桂圆、荔枝、药材等土产到宁波转售；商船放空返回时，又将明矾、绍酒、乌贼鲞、咸干货、三北棉花等宁波土产销往福建等地。这个外帮不同于分布于城乡各镇的里帮木行，为谋团结而图扩展起见，共同组织“南号会馆”于江东木行街。

　　经营北方贸易的商船叫做“北号”，又称“北帮”，采购山东特产的红枣、黑枣、核桃、花生，江苏的咸蛋、板鸭、栗子等，经宁波销往南方各地；商船自宁波放空回去时，将宁波所产之棉花、茶叶、毛竹、笋干、黄酒、腐乳，以及鱼胶、海蜒、虾皮、淡菜干、咸鳓鱼、黄鱼鲞、海蜇皮等咸货运往上海、烟台、营口等地。北上的商运货船，常遇风浪和海盗之艰险，远比南号艰辛，如遇顺风稍提前，若有不测，航程延长，每舟全年来回三趟撑足。 

　　南北号商运因明、清的持续“海禁”政策而几乎窒息，直到清嘉庆、道光年间，“海禁”渐放，南北号商运又重获恢复。道光年间，聚集在三江口一带的商业船帮总数不下六七十家，约有大小海船４００艘。南北货物到此之后有些上岸，有些换船沿京杭大运河继续走。为适应江海滩涂防止触礁，北方商船的船底是平的，南船船底是尖的，无须言语洽谈，人皆能轻易辨认。 

　　南号木行经营的木材，用帆船装运来甬，常遇台风危险，遂于清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在江东建立南号会馆，取名“安澜”，塑立天后娘娘神像，旨在仰赖神佑，安定波澜，目的在于保持同行团结，制定行业规章，共图事业发展。会馆内设司账、文案、司书、庶务、办事员、勤工、厨司等工作人员，所需经费，从每家木行的进口额中抽厘金，足够每年日常开支。 

　　南号是木行的外帮，基本经营来自福建的木材，禁售温州杉木，这是南号的成规，每一会员为了保护本业利益，大家严格遵守。商船将木材运至木行后，以木行出售木材，须加１０％佣金，但还须向清政府交纳一笔牙帖税。聚集在三江口一带的南号木行，大做乍浦、长江、上海各帮的放账生意，先货后银，出具汇票，显示了他们在市场上的信用。 

　　北号所拥有的商家和船只，数量上不及南号，但经营的规模和能力却相当可观。其中敦大、复大、祥和、立生、新泰、公一实力最强，这几家实力最强的商家，称之“大同行”。其次资金实力较弱者，统称“小同行”，有源润泰、安泰、洽泰、新顺等，又有振新、元春等“小货行”。 

　　北号在办货方面，除甬产货物派员赴产地采办外，还在山东半岛的胶东、龙口、烟台，辽宁营口、大连等处设立分庄，派定一至三人，常年居住客地，负责随时报信、采运等事务。所采北货红枣、核桃、花生、黄豆给江厦街的正源、晋大、慈和、德和、福记等牙行代销；花生油、豆油、豆饼等油料售给乾美、乾源、老恒茂等各油行。 

　　南号会馆设立３０年后，北号舶商捐资１０万两白银于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建成“安庆会馆”，寓“海不扬波兮庆安澜”之意，后改为“庆安”。庆安、安澜会馆，两会馆相邻，距离不过二三十米，同时供奉妈祖。庆安会馆内部设航运行业董事局，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解决行业纠纷、谋求业务发展，还举办社会福利事业等。当年那南北会馆的一举一动，都会给宁波商界带来不小的波澜。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夺取了我国沿海、内河的贸易权，外国轮船公司操纵、把持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业，宁波南北号所经营的旧式帆船，在快速、安全方面无法与之抗衡，外国商船不但带来了大批洋油、木材、烟叶等洋货倾销宁波市场，也贩卖中国的南北土货到各通商口岸，使三江口一带的南北号市场日益萎缩，开始走向衰落。 

　　“七七事变”后，全国水陆交通阻滞，南北号事业更难维持，业务萧条，朝不保夕，自此，夙负盛誉的南北号商业船帮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名称，在宁波只留下了南北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