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 胡龙召 　　人物摄影 谢立淼

作者简介：南志刚，宁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独立或参与编写的出版物有《叙述的狂欢与审美的变异》、《宁波现代作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精编（１９１７—２０１０）》、《１９４９—２０００中外文学比较史》等十余部。

　　南志刚

　　一、一个沉重又复杂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事项很多，是不是都属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核心组成部分，先秦经典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仁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也就是“内仁外礼”，这曾经对中国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文学艺术产生过巨大影响。忠孝节义是传统文化，但忠孝的有些做法能不能称为传统文化？比如卧冰求鲤、割股侍亲等，就有些不合情理。许多清官为民请愿，不怕牺牲，属于传统文化；但古代也有暴君、酷吏，各种暴行及泯灭人性的事情层出不穷。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只是在这里讲一下个人的判断：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优秀品质和传承价值的文化事项，它关涉到人格塑造、集体认同以及价值判断诸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现代社会的文化格局。

　　近年来，学术界有一些说法让人陷入矛盾之中。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为源远流长、最为优秀的文化，似乎当今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是忽略了传统文化造成的，所以，要全力以赴恢复传统文化，要回到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全面复兴国学。而另一些学者认为：过分沉溺于中国传统文化，就会一叶障目，陷入自我欣赏的泥沼里，看不到世界大势，看不到更多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这两种意见看似针锋相对，思维方式则大同小异，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的关系搞僵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进化、进步历程中辉煌的一页，但传统文化并不能“包医百病”，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现代化”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在世界已经如此紧密联系的今天，还想“关起门来过小日子”，是不可能了。如果无视日新月异的世界，肯定要吃亏。现代化的诉求是一种从“发展”走向“发达”的愿望，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就关涉到自我传统、历史与现实语境以及未来理想。

　　二、“现代化”是一种普遍演进过程

　　关于现代化的释义很多，我选用雷格斯的说法：现代化并不指一种特殊的变迁，如工业化、西化或希腊化，而是指一种“历史的相对性”的现象，指一个社会或国家，自愿或不自愿地所发生的一种“形变之链”的过程，而这种形变乃在减少他自己与其它他认为更进步、更强大或更有声威的社会之间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或技术的差距。如果按照这种说法，现代化就是缩小差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是缩小文化差距的“形变之链”。

　　那么，我们要缩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什么之间的“差距”呢？至少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缩小中国传统文化与“更进步、更强大或更有声威的社会之间”的文化差距，也就是缩小与西方科学文化之间的差距；另一个是缩小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差距。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就文化普遍演进过程在中国的体现，包括文化的多个层面，涉及宗教、哲学、艺术、科学、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这种现代化进程，不能简单地视为工业化与都市化进程，自由化与民主化进程，科学化与工具理性进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种不断适应新时代的自我更新、自我嬗变，是一种保存民族文化基因基础上求新求变的阵痛，需要取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审时度势地自我更新，以崭新的文化面貌迎接新世纪的召唤。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要不要现代化，而在于怎样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实际上就是在近现代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其中三个层面的交融与碰撞影响深远：思维模式层面的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文化焦点层面的伦理理性与工具理性、艺术创造层面的体验表现论与分析摹仿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化机制的自我更新，目标是自我的现代化，脱离民族性的现代化是不成熟的现代化。有三个基本因素不能放弃：一是民族的，即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这是我们的“根”，失去了根，就失去了现代化的基石；二是世界的，即现代文化精神，包括科学与民主，这是传统文化更新的助推器；三是大众的，其内要求接地气，其外要求对接人类文化情怀，这是中国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三、三次选择与三派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曾经经历了三次选择，每一种尝试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次是洋务运动。１８６１年，清政府施行洋务运动，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翻译书籍，洋务派主持江南制造局，左宗棠、李鸿章等大展身手，开始建立中国近代工业体系。但洋务派的现代化，不是为了进入现代生活，而是为了维护已经衰败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甲午海战失利彻底击碎了洋务派的梦想。

　　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失败后，有识之士纷纷进行总结，批评洋务派“舍本求末”，认为“体制”改革才是根本出路。郑观应认为“操泰西议院之法，进行政治体制改良，才是出路”。郭嵩焘提出：“夫政教及人，本也；边防，末也。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也。”康梁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制，谭嗣同等六君子以血相抗，光绪皇帝被囚禁，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

　　第三次是近、现代启蒙运动。早在１８９５年，严复就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倡导“新民说”，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也”。鲁迅提倡“立人”，主张造就具有现代独立人格的“超人”。陈独秀呼唤“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新青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现代中国启蒙之路。

　　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的碰撞，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中国文化改造方案，一般分为激进派、保守派、调和派几种类型。激进派有陈独秀、胡适（五四时期）、陈序经等人，他们义无返顾地反对封建礼教，痛斥“十八妖孽”和“桐城谬种”，要求全面、充分地学习西方，引进民主与科学。陈独秀主张“一切都应采取西洋的法子，不能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胡适认为“西洋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绝不是唯物的文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疾风暴雨，震惊了知识界和教育界，一些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不能接受，林纾致信蔡元培，要求“管管”陈独秀、胡适这两个“离经悖道”的后生，但遭到严正拒绝。后来，甲寅派、学衡派也提出不同的中国文化改造方案，并先后与新文化运动阵营论战，均遭失败。

　　梁漱溟和殷海光可以算是调和派。梁漱溟主张以儒家为正宗，以新创的世界文化多元论为基点，认为东方文化的复兴是世界文明的出路。殷海光提出充分融合孔孟仁义、基督博爱和佛家慈悲，构建科学与民主的文化。

　　四、人格塑造与和谐观念

　　回首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最关键问题是文化价值观的确认，塑造现代人格，建构现代和谐文化，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充分吸收、融合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遗产，不断激活传统文化因子，在守护文化家园的理念下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许多内容在今天依然有价值，值得发扬。比如：“以仁为本”的自我修身，“以和为贵”的社会结构，“以情为重”的社会心理，“交相利、兼相爱”的交互原则，讲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自控人格，等等。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人道主义传统，追求民主与科学，尊重人的个性发展和个人权利，重视法制建设等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应该实现三个目标：健全人格、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健全人格包括传统情怀、现代视野、利他精神、辩证思维、求实作风等内容。和谐文化应该体现古今和谐、中西和谐、德法和谐、义利和谐等。和谐社会应该基于“人的解放”基础上的个人与集体的和谐，这个集体包括家庭、单位、国家等，既不能把个人权利消融、湮灭于集体之中，也不能将个人权欲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要做到“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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