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蓓莉

　　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我认识了杨荫榆———“一个广有羽翼的”、“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女生的刽子手”，以后又读到《寡妇主义》，对这个被鲁迅痛骂过的女校长印象特别深刻。她“阴沉”、“萎缩”，“执拗猜疑阴险”，是“和丈夫生离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拟寡妇”。

　　最近读《杨绛散文》颇有感触，查阅了很多资料，对杨荫榆早被盖棺定论的生平有了更多的认识。

　　杨荫榆１８８４年出生于无锡望族，“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是杨绛的三姑母，杨绛有时称她为“三伯伯”。后由父母做主，许配给当地的蒋姓少爷。她的嫂子（杨绛之母）在娘家就曾听闻蒋姓少爷的种种并向公婆提出意见，却被忽略不计，他们要的是“门当户对”。嫁过去的杨荫榆才知道丈夫原来是个“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的傻子。性情刚烈的她努力抗争，最终得以与蒋家解除了婚约，从此终生未嫁。这一年，杨荫榆未满十八岁。

　　１９０２年，从日本学成回国的杨荫杭（杨绛之父）在无锡创办新式学堂，杨荫榆开始学习数理知识，并接受新式思想，后又在哥哥的资助下去苏州景海女中、上海务本学堂继续求学，充分认识到妇女解放以及兴办女子教学的重要性。１９０７年，杨荫榆考取官费赴日留学，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在景海女中求学期间，有一同学与杨荫榆的前夫蒋家是近邻，却又偏偏不知身边的同学就是当地沸沸扬扬离婚事件的主角而大加评论，言辞颇为激烈。杨荫榆“只笑着听她讲，也不点破，也不评论”，回家还“细酒涡儿一隐一显，乐得不得了”地讲给家人听。或许，她的本性足够幽默足够宽容；或许，她深知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婚姻，本来就不是她能够说了算。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的命运抗争。

　　杨荫榆于１９１４年到北京女师大当舍监。那时的她在校内很有威信，颇受学生喜爱。１９１８年杨荫榆受教育部派送赴美国留学，很多学生自发到车站相送，师生间的离别之情殷殷切切，彼此流下了不舍的热泪。那段经历应该是杨荫榆一生最得意、最值得回味的：公派出国深造，学成归来即可真正从事教育行业，可谓师生情深依依惜别……所以当她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硕士学位以后，便马不停蹄地回国，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她足以骄傲，骄傲到无法理解一个乱哄哄的时代。

　　我一直猜想，当了校长以后的杨荫榆，她的身上是不是多了一份“特权意识”：她不同于寻常之人，太明白女性读书的重要性，于是她关起门来，试图把轰轰烈烈的政治隔绝于校门之外，只要求她的学生埋头做学问，天真地认为学生只有读好书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她开始铁腕治校，出台很多严厉的校规，杀一儆百式地严惩因受阻于洪水而耽误了返校日期的学生，开除了六个投身于革命热潮的学生———这六个人里，就有刘和珍，还有许广平。她忽略了时代的底色，忽略了这些学生恰是政治的弄潮儿，她一不小心成了迫害学生的“恶婆婆”，成为整个时代的政治对手。

　　女师大的“驱羊（杨）运动”成功了，可刘和珍们还是死了。刘和珍与她的同学们死于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杨荫榆先于１９２５年冬天辞去北师大校长一职，回苏州住在哥哥杨荫杭家。杨荫榆并非杀害刘和珍的凶手，甚至连“幕后凶手”都称不上。可是，更多的人通过文字认识刘和珍，也认识了杨荫榆。刘和珍们有多少勇猛，杨荫榆就有多少卑劣；对刘和珍们的赞颂有多少热烈，对杨荫榆的痛打就有多少猛烈。她成了一条“落水狗”，淹溺在历史的口水里。短短一年半的女师大校长经历，把杨荫榆的人生长长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如果不是出国求学，杨荫榆会不会仍是学生深爱的舍监？如果没有学生运动，杨荫榆会不会继续做她的校长，致力推崇惟学问是务？人们总说，害怕是因为未知，可回望走过的路，照样会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后怕。不知道黯然回到苏州的杨荫榆，有没有此身难由己的遗憾。

　　杨荫榆的本性，注定她不会颓唐不会沉沦。她还是那样钟情于教育，还是那样严谨治学。她在东吴大学任教期间，完全是一个对学生充满爱心的教师：因为一个学生意外溺水而公开指责相关同事，然后又感觉自己言行过激请客赔礼；学校开除一个违纪学生，她站出来声明“四年级开除一个学生会毁了他的前程”。可是，她也渐渐地变得敏感多疑、孤僻固执、自私不合群，甚至言行无状。

　　“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这是杨绛先生回忆姑母时唯一带有浓烈主观情感的一句。不喜欢一个人的理由很多，杨绛先生的文字，多用冷静客观的陈述笔调。她不喜欢的，是那个从北京回到苏州长住在她家的姑母：杨荫榆认为侄儿侄女骄纵而不友善，便只宠家里的猫咪；家务事从不过问，对自己的吃穿用度却常挑肥拣瘦；薄待杨家佣人，惹得佣人常因“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杨绛的三姐出嫁，“三伯伯对新房看不顺眼，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杨绛的大弟得了肺结核，“三伯伯自己典了一个花园里的两套屋住”，偏偏又不会照顾自己，身体不适就一个电话把嫂子叫去侍候；“我结婚，三姑母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

　　然而杨荫榆骨子里依旧是个刚烈的女性。日寇占领苏州期间，她多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竟也勒令部下退还百姓的财物。街坊妇女为躲避日军兽行，经常到杨荫榆家求助。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两个日本兵不知用什么话哄杨荫榆出门，经过一座桥顶，一个开枪，一个推她入河，见她还在游泳，就连开数枪，直至河水泛红才扬长离开。她的尸体在第二年才得以下葬，薄皮棺材加钉了厚木板，仓促合上的木板来不及刨光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伯伯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杨绛先生说过：人不能为自己做主。

　　杨荫榆，一个没有婚姻的女人，一个被时代痛骂的女人，伤残的心灵究竟要承受多少苦痛，外人都无法感同身受。杨荫榆离开蒋家时还那么年轻，她完全可以做贤妻良母，可是她不屑于做贤妻良母，她跳出家庭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也相信自己能有作为。可是她遇上了乱世，她更无法为自己做主。

　　“榆柳荫后檐”，杨荫榆的父亲给女儿起这样秀丽诗意的名字，到底也没能给她带来恬静安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