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方 

　　那天早上，去银行存女儿的学费。人不多，一会就办完手续了。 

　　“不行的，你找别人吧。”银行保安拒绝了一个大娘。大娘一手倒拿着笔，一手拿着汇款单，无助地四望。大娘的年纪看起来跟我母亲差不多。我母亲读到小学二年级，认识一些字，但是母亲因为平常不接触文字，很多字也写不出来了，可她对文字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譬如要求我们把书本放在高高的地方，不能把书本带进厕所，不能把有字的纸随随便便踩在脚下；譬如有时候她让我写些什么文字，写完后总是要亲自检查一遍，虽然读起来磕磕碰碰；譬如我写字潦草，多连笔，母亲她非得我重新工工整整地再抄写一遍。 

　　想起母亲，我便向大娘走去。 

　　“老（音捞）乡，帮我填（音天）一下。”我微笑地点点头，接过笔。 

　　我了解到她是要给儿子汇款，并有儿子的账号。于是形式上变成了她存款到儿子的账户上了。填到金额的时候，我的笔尖在“万”与“千”之间徘徊。想着这位母亲赚了钱，要不然是要儿子帮她存着，要不然帮儿子办造房子娶媳妇之类的大事的。“多少啊？” 

　　“五（音捂）百！”大娘抬头，看着我，伸出手，张开粗大结实得与身材不相称的五指，指甲上各有一圈黑垢。她脸上的皱纹纵横，让我想起这个时节的土豆种子来，褶皱干瘪，失去水分，但预示新一代的嫩芽反而会很水灵。大花的衣服，挺干净的，包裹着矮小的身材，显示出农村人特有的土气来。我没有多问，但我推测这五百块钱大概是她儿子的生活费吧。以大娘的年纪推测，他儿子应该也有二三十了吧？我不禁心里有些暗暗怪她儿子不懂事。可又有谁知道是不是冤枉她儿子了呢？ 

　　我想起给姐姐寄钱的事来。那时我在镇上的中学读初中。因为邮局也在镇上，所以姐姐的生活费都是由我去寄的。记得有一次个把月前刚刚寄了姐姐１５０元钱，母亲才刚刚把欠别人的１５０元还上，姐姐又有信来，说生活费没有了。信里，她还提到大概是去春游了，多花了几元钱。她在杭州读书，春游也不过是同学一起在西湖边吃了点自带的零食，可当时的我觉得这事有些“超标”。母亲又跟一位同村的老人借了２００元，要我去寄了。而我在柜台前填单子的时候，“贰”字怎么也记不得到底有没有最后的那一撇，却不敢写个错别字，随便应付。———那可是事关２００元的大事啊！ 

　　事儿有多大？可以跟稍早些姐姐放假回家的事做个比较。 

　　十一放假。大概已经晚上七八点了，室外全黑，姐姐竟然推门进来了，全家人吃惊之下却也都很高兴。姐姐才去杭州上学一个月，大家自然是想念的。大人第一句话问：“天都那么黑了，那段山路一个人走上来，是不是怕了？”下车后，有一段两三里的沿山的路是一定要靠双脚走的，途中没有什么人家，寂静得能听到平时无法注意到的各种声音，譬如不知名的鸟兽发各种奇怪的声音，有时候像小孩子在哭，有时候却像有人在笑，有时候似乎有人在咳嗽；又不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有人在山中穿行，又突然中断，仿佛蛰伏了起来。山路的一边林木深深，另一边却溪水淙淙，溪水在月光下，泛着白光，越发阴森，而流水声仿佛在如泣如诉地讲述着鬼故事。 

　　大人第二句却说：“下次‘五一’、‘十一’别回来了，来回车费也要不少钱呢。”姐姐委屈地解释道：“全寝室的人都回家了，所以我也回家了。”那时单程车费大概３０元钱吧。 

　　其实比起同学，姐姐也很节省的，花的无非是保证基本生活的钱，而且每年还拿到了奖学金，补贴生活费。姐姐是个很孝顺的孩子，工作第一年，就出钱把家里露着红砖的外墙也粉刷了，出钱把家里凹凸不平的泥土地面换成了水泥地面，还出钱买了家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家里也不再为我和妹妹的学费生活费愁眉不展了。村里人都羡慕父母。 

　　我把汇款单填好后，大娘拿到银行窗口让工作人员检查了一下。工作人员刷刷地把我填的部分内容划掉了，说：这些不用填，伍佰元而已。大概是钱比较少，有些内容可以简略。我便重新帮着抄了一遍，交给了大娘。 

　　“老（音捞）乡，谢谢你。”大娘显然很感激我，笑的时候露出了牙，缺了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