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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晓诚

　　任丽倩是我的同龄人，读她的书《初二那一年》，首先是觉得我们都上年纪了。哟，同龄人都开始写回忆录了。掐指一算，竟然是２７年前，那时的我们都还是孩子啊。

　　读这本书，第一个发现是那时的我们生活挺相像的，尽管我在北京的寒夜里四季如春的时候，她在南方农村的艳阳里感受大雪纷飞。与现在孩子们城乡生长的境遇的巨大差别不同，那时浙江东阳农村的她和北京中关村的我都吃着差不多的饭菜（新鲜度上肯定还是她那里胜出许多），家里炼着各自的猪油，大人们骑着各自的“二十八吋”自行车，攒钱为家里买着各自的电视机。我生下来也跟着妈妈是个农民户口，一向正直的老爸也不知用了什么神通，在我懵懂的年纪里把我的身份转成了跟着他的非农业户口。

　　那时我们最大的差别大概就是课外活动的方式不同：城里的孩子是打乒乓球、踢足球，浙江乡下的孩子是在杂货店帮忙，拉弹弓射鸟和养蜂抓鱼。而有些记忆可能差了五六年，比如去邻居家蹭电视看，在北京城里应该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而不是晚期的事情。

　　读《初二那一年》，把许许多多的７０后都带回了上世纪的８０年代。无论我们那时玩耍在中国的哪个角落，或许都可以用这本书做一把尺子，量一量我们的童年有多么的相似与不同。

　　这相似的背后，是那时中国的平等。而那时的改革，也正值它的青春期。经济刚刚开始搞活，就像是早春横店的野地里长出的新苗，活的都是鲜活的感觉。如果是更年轻的读者，或许可以从这里窥探一下上世纪８０年代末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在城市里，大学生们贪婪地从文学与哲学里想象外面的世界，一如小地方的上进少年，贪婪地学习着书本的知识，想象着外面的世界。这想象，浪漫而荒谬，正好是诗歌的年代。波兰诗人辛波斯卡最著名的一句诗是“我爱写诗的荒谬，胜于不写诗的荒谬”。那时的想象之于我们，也正是这样一种爱情。

　　西谚有云：四十岁是人生的开始。这话是用来激励大多数经历了波折的人再度上路的。而我们走过的这２７年，虽然波澜起伏，却平步青云；虽然学养不厚，却成就斐然。到了大约中年的岁月，又从欣欣然中生出了无数新的烦恼，烦恼着那永恒的哲学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中国向哪里去？书里提到的很多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个人和国家层面的双重答案。

　　中国梦，是一个再度上路的梦。梦里的彷徨依旧，努力依旧。我们所有人的一生，因此成为一场丰盛的旅行。到了这个年纪，我们越来越相信：哲学只是一个过程，重要的并不是那些口号化的意识形态与终极理想。对于不再年轻的改革中国来说，懂得欣赏与体会这个过程，理解自己在新的世界的使命，或许才能放下许多无谓的争吵与忧郁，筚路蓝缕，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