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陶琪姜

　　一对夫妻婚后两年闹起离婚，双方都想要孩子的抚养权，孩子该让谁抚养比较合适？从去年４月开始，海曙法院在审判这样的家事案时引入了社会观护制度，专门请社会观护员进行调查，为法院最终判决提供参考。如今，社会观护制度运作已有一年，目前情况如何，记者昨天做了一番采访。

　　社会观护员出庭宣读报告

　　昨天下午，海曙法院一起离婚案件的庭审现场，社会观护员出了庭。这起案子很简单，夫妻俩因生活上的矛盾闹离婚，双方在财产分割之余，也为孩子的抚养权争了起来。双方都希望孩子由自己抚养，为此，法院引入社会观护制度，请来了社会观护团。

　　经过前期一系列调查，出庭的社会观护员当庭宣读了观护报告：“社会观护员受法院委托，发表看法和意见如下：……社会观护员认为孩子由原告（女）抚养较为合适。社会观护员认为原被告双方条件匹配，婚后并没有原则性大问题……希望双方对待婚姻还是要理性、谨慎，尤其是要考虑孩子未来的成长……”

　　据了解，这份几千字的《原告××诉被告××离婚纠纷社会观护报告》，是社会观护员接到法院委托后，深入和当事夫妻交谈，实地了解孩子当前的生活状况，和邻居交流后做出的。

　　其中，报告的调查内容涉及了未成年人既往被抚养状况；未成年人的健康状态，行动倾向；父母的抚养能力及既往履行抚养义务的状况；父母获得亲属援助的可能性；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及性格、行动倾向；原告、被告对婚姻关系的分析和抚养权问题的看法等等。

　　对此，海曙法院副院长张丹丹表示，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经常就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产生分歧，要么都想管，要么都推诿不管，未成年人心智未成熟，有时很难准确表达意愿，这时法官就必须依赖大量客观信息做出判断，“如果只听当事人自己讲，未必是实情，有时双方说的完全相反，如果有中立的第三方帮忙调查、实地走访，效果会好很多，也提高法院的裁判效率。”

　　由此，法院委托社会力量，也就是社会观护团，做家庭访视、社会调查等工作，帮助法官做出裁判，使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这就是社会观护制度。

　　社会观护团由公益组织成员和宁大学生组成

　　去年１０月实施的《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家事案件审理规程》，对社会观护制度、社会观护员的工作职责等进行了明确和规范。

　　在具体操作中，海曙法院和海曙区关工委下的“银发护苗工作室”以及宁波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中明确：法院在确定需要观护的案件后，将委托函发给“银发护苗工作室”并联系宁大法学院联络人，每一个案件工作室派两名观护员，宁大法学院派两名学生（志愿者）共同组成观护团，在指定时间内完成调查和报告的制作。

　　在开庭前，观护报告要提交法院，法院将报告发给双方当事人，在开庭时，观护员还需出庭宣读报告并接受当事人质询。

　　据了解，“银发护苗工作室”是海曙区的一家公益组织，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是从当地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专业机构退休下来的老同志，而且工作室是纯粹的公益性质，并不盈利。它的经费来自政府部门的一部分出资和企业的赞助。“社会观护员需要一定的社会阅历，乐于从事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工作，最好具有心理学、教育学及法律方面的基本知识。”张丹丹说。

　　法院将尝试扩大这项制度的使用范围

　　至今，海曙法院已经委托社会观护案件１４件，涉及离婚纠纷的１１件，抚养纠纷１件，探望权纠纷１件，继承纠纷１件。其中除２个案件法院未采纳观护意见外，其余判决案件均采纳了社会观护报告提出的意见。

　　虽然引入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但记者了解到，在之后的审判实践中，海曙法院也在尝试扩大制度的使用范围，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去年５月，海曙法院民一庭审理了一起离婚纠纷，原被告在起诉之前已经自行达成初步的调解协议，但被告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定代理人为其年迈的母亲，老母亲对法律很不熟悉。为了保护被告的权利不受损，海曙法院邀请社会观护员旁听庭审，观察该份调解协议对被告是否公平，是否保护了被告的利益。最终，社会观护员在原告给付被告经济补偿的金额、付款时间方面，为被告进行了争取。

　　在法官罗书君看来，社会观护制度对她的工作有很大的助益。一方面，在案多人少的现实环境下，社会观护员的工作减轻了法官的部分工作量。另一方面，相比法官调查，社会观护员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能打消当事人对“法官过度介入家庭事务”或者“法官是否会偏袒另一方”等顾虑，社会观护员的观护报告也更为客观，这一点从当事人对观护报告的认可以及服判息诉情况可以得到印证。

　　一年来，法官们还有一点意外的发现———社会观护员做调查时需要接触双方当事人，当事人经过与观护员的倾诉、交流，原本激烈的情绪能得到缓和，有时甚至促成案件以调解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