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上海市航业公会成立大会上的陈顺通（后排左七）

　　□记者 樊卓婧 程鑫

　　抗战前夕，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向中国“船王”陈顺通租借了两艘轮船，后违约没有归还。在之后的77年间，这位从宁波走出的“船王”家族历经四代，辗转两国，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对日民间索赔诉讼。

　　这是中国司法史上，时间跨度最长、标的最高的民间索赔案，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到执行程序的第一案。官司终于赢了，2014年4月，日方宣布履行上海海事法院的判决，支付40亿日元的赔偿金。

　　但这还远不是故事的结束，围绕巨额赔款产生的家族纷争才刚刚开始。

　　一个月前，陈顺通的幼子陈乾康和两个姐妹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民事再审申请”，他认为赔偿款的继承和分割需要重新商议。

　　这个传奇家族的兴衰，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历经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日恢复邦交等历史节点，故事何时能迎来一个圆满的大结局？

　　本报记者为此专程赴上海采访，搜集大量史料和法律案卷，努力还原近百年的如烟往事……

　　豪门

　　陈乾康的记忆里，20世纪30年代，上海忆定盘路（现江苏路）上最引人注目的洋房就是他家的。行人走到弄堂口，看到一片漂亮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就知道那是鼎鼎有名的“船王”陈家。

　　二楼是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里面的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外面的人来人往；而对外面的人来说，只是一道闪亮的玻璃，里面的那个家庭，显赫而神秘。

　　抗战的时候，他们举家搬到了延安中路的四明村，当时叫福熙路，也是非富即贵住的地方。著名诗人徐志摩和陆小曼，当时就是他们的邻居。

　　家里有专门的厨师、花匠、裁缝，7个孩子，都有各自的奶妈和保姆；每个月，老凤祥的首饰出了最新款都会送到陈家；家里有很多字画和古董，小时候的陈乾康，喜欢把胳膊吊在放着古董的红木案几上，像猴一样荡啊荡。几个花瓶摇摇欲坠，父亲陈顺通看到了，也不过轻声地提醒一句，“当心，别磕着头。”

　　陈顺通把钱看得淡，这份家业是他挣下的，从食不果腹的小伙计到名扬上海滩的“船王”，不过就那么十来年的事。

　　陈顺通高兴的时候，会给孩子们讲自己的奋斗史。就算隔着漫长的岁月，陈乾康还是清晰地记得父亲的开场白———“咱们宁波老家的东钱湖比杭州西湖还大，我们就住在东钱湖旁边的冠英庄，你们爷爷有一条小船，在宁波和上海间来回运货……”

　　陈顺通出生在1897年，16岁那年，他坐着父亲的小船，离开一贫如洗的家乡，来到上海。

　　他说，离开的时候是个大冬天，母亲在刺骨的河水里帮人家洗衣服，整个手冻得又红又肿，冻疮化了脓。她站在岸边向儿子挥手，那手是溃烂的。

　　“到上海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发达，要让她过上好日子。”

　　孩子们不敢插话，心里却在想———这个故事你已经讲过一百遍啦。

　　那时的陈顺通常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他说，到上海后，他就在十六浦码头一个做海鲜的老板那里学生意，住在码头对面一个叫太平里的小弄堂里面，所以———

　　“所以后来，咱家的第一艘船，就叫太平轮。”孩子们几乎已经可以背出父亲的话。

　　中落

　　陈顺通的中威轮船公司创立于1930年，根据《招商局史》的排名，到抗战之前，中威公司已经是当时中国四大轮船公司之一。作为民营独资的轮船公司，它拥有的吨位数量，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

　　陈顺通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船王”，根据上海轮船同业公会的档案记载，他先后担任上海轮船同业公会理事、中国航业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国航业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当时的他，曾设计过中国航运业发展的蓝图，可惜未被采纳。

　　当时全国共有大小轮船3755艘，总吨位才62万吨，平均每艘轮船只有160吨左右，而且船龄普遍较大，为改变航运业落后的现状，陈顺通曾向国民政府建议，联合较大的10家轮船公司，成立专门的银行，为各公司提供融资渠道，支持他们做大做强。

　　“船王”去世多年后，儿女才一点点地从史料中拼凑出父亲当年的事迹，再联想到他在抗战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越来越了解这个人。

　　“年纪越大，越佩服他。父亲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他有胸襟、有气度，站得高、看得远。”年过八旬的陈乾康对父亲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陈乾康是陈顺通最小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儿子。当年，除了长子陈甫康（又名陈洽群）之外，其余的孩子都出生在上海，他们记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太平轮。对陈顺通来说意义非凡的第一艘船，在孩子们眼里，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一样，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

　　特别是陈乾康，他出生的1934年，正是父亲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家里有了第四艘船。那时谁都以为，那些船，会和太平生活一样，天长地久。

　　1936年，中威公司的两艘轮船被日本一家公司租走，从此一去不返；抗战中陈顺通又为国捐献出了仅剩的两条船。新中国成立后陈家家道中落，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小少爷陈乾康捡过石子、挖过马路，尝遍人间冷暖。而他的长兄陈洽群为了向日本人讨船，流落他乡，开始了一场前途茫茫的官司……

　　原来，一个家庭的命运是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这是陈乾康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

　　从商

　　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回想以前父亲闲聊的那些陈年旧事，陈乾康才渐渐体会到父亲的创业艰难。

　　从宁波到上海后不久，16岁的陈顺通进了日本的一家船运公司，在往返大连和上海之间的一条客货两用船上干活。他聪明勤奋，善于学习，20多岁的时候，就已从伙计变成了经理，还学会了日语、英语。

　　当时有一位经常坐船的中年人，陈顺通看他身体不是很好，往往会给予照顾，安排他到自己的公务舱休息。后来有一天，这位先生给了陈顺通一个上海思南路的地址。

　　陈顺通按照地址过去后，才知道这名常客原来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

　　那是1926年，张静江的国民航业公司东丰轮在广州洋面和日本人的船发生碰撞，船只被日方扣留，张希望派人把船要回来。他说他观察了很久，觉得陈顺通是个合适的人选。

　　他笑着问：“年轻人，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陈顺通就这样得到了他的第一个机会。张静江给他开了张支票，用于赔偿或打点，并明确说：“如果有剩余，全部就是你的了。”

　　陈顺通翻了当时的航海日志，发现日本船有错在先，于是通过自己的关系和日方交涉。其中的种种周折，陈顺通没有细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没花一分钱就拿回了船，将支票物归原主。

　　张静江觉得，站在自己眼前的人，不但会办事，而且重义气。他说，还有事要交给陈顺通去办，干得好，利国利民，干不好，会掉脑袋。“你好好想一想，来世上走一遭，总要干点大事。”

　　张静江说的“大事”，就是后来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北伐战争。

　　家国天下的情怀、光耀门楣的梦想打动了这个从宁波乡下走出去的年轻人。他化名陈义，开始为国民革命军运输军火和人员，并负责国民航运公司的运作。1930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国营轮船招商局上海分局的副局长，同时兼内河运输局局长。

　　陈顺通后来常跟家人讲，那几年，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偶遇贵人青云直上，但背后的处处艰难步步惊心只有自己体会，时间越长，他发现自己越不适合官场。

　　1930年7月，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被暗杀。这件事不但震惊上海滩，而且让陈顺通下了一个决心……（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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