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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上海市航业公会成立大会上的陈顺通(后排左七) |
□记者 樊卓婧 程鑫 抗战前夕,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向中国“船王”陈顺通租借了两艘轮船,后违约没有归还。在之后的77年间,这位从宁波走出的“船王”家族历经四代,辗转两国,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对日民间索赔诉讼。 这是中国司法史上,时间跨度最长、标的最高的民间索赔案,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到执行程序的第一案。官司终于赢了,2014年4月,日方宣布履行上海海事法院的判决,支付40亿日元的赔偿金。 但这还远不是故事的结束,围绕巨额赔款产生的家族纷争才刚刚开始。 一个月前,陈顺通的幼子陈乾康和两个姐妹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民事再审申请”,他认为赔偿款的继承和分割需要重新商议。 这个传奇家族的兴衰,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历经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日恢复邦交等历史节点,故事何时能迎来一个圆满的大结局? 本报记者为此专程赴上海采访,搜集大量史料和法律案卷,努力还原近百年的如烟往事…… 豪门 陈乾康的记忆里,20世纪30年代,上海忆定盘路(现江苏路)上最引人注目的洋房就是他家的。行人走到弄堂口,看到一片漂亮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就知道那是鼎鼎有名的“船王”陈家。 二楼是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里面的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外面的人来人往;而对外面的人来说,只是一道闪亮的玻璃,里面的那个家庭,显赫而神秘。 抗战的时候,他们举家搬到了延安中路的四明村,当时叫福熙路,也是非富即贵住的地方。著名诗人徐志摩和陆小曼,当时就是他们的邻居。 家里有专门的厨师、花匠、裁缝,7个孩子,都有各自的奶妈和保姆;每个月,老凤祥的首饰出了最新款都会送到陈家;家里有很多字画和古董,小时候的陈乾康,喜欢把胳膊吊在放着古董的红木案几上,像猴一样荡啊荡。几个花瓶摇摇欲坠,父亲陈顺通看到了,也不过轻声地提醒一句,“当心,别磕着头。” 陈顺通把钱看得淡,这份家业是他挣下的,从食不果腹的小伙计到名扬上海滩的“船王”,不过就那么十来年的事。 陈顺通高兴的时候,会给孩子们讲自己的奋斗史。就算隔着漫长的岁月,陈乾康还是清晰地记得父亲的开场白———“咱们宁波老家的东钱湖比杭州西湖还大,我们就住在东钱湖旁边的冠英庄,你们爷爷有一条小船,在宁波和上海间来回运货……” 陈顺通出生在1897年,16岁那年,他坐着父亲的小船,离开一贫如洗的家乡,来到上海。 他说,离开的时候是个大冬天,母亲在刺骨的河水里帮人家洗衣服,整个手冻得又红又肿,冻疮化了脓。她站在岸边向儿子挥手,那手是溃烂的。 “到上海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发达,要让她过上好日子。” 孩子们不敢插话,心里却在想———这个故事你已经讲过一百遍啦。 那时的陈顺通常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他说,到上海后,他就在十六浦码头一个做海鲜的老板那里学生意,住在码头对面一个叫太平里的小弄堂里面,所以——— “所以后来,咱家的第一艘船,就叫太平轮。”孩子们几乎已经可以背出父亲的话。 中落 陈顺通的中威轮船公司创立于1930年,根据《招商局史》的排名,到抗战之前,中威公司已经是当时中国四大轮船公司之一。作为民营独资的轮船公司,它拥有的吨位数量,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 陈顺通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船王”,根据上海轮船同业公会的档案记载,他先后担任上海轮船同业公会理事、中国航业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国航业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当时的他,曾设计过中国航运业发展的蓝图,可惜未被采纳。 当时全国共有大小轮船3755艘,总吨位才62万吨,平均每艘轮船只有160吨左右,而且船龄普遍较大,为改变航运业落后的现状,陈顺通曾向国民政府建议,联合较大的10家轮船公司,成立专门的银行,为各公司提供融资渠道,支持他们做大做强。 “船王”去世多年后,儿女才一点点地从史料中拼凑出父亲当年的事迹,再联想到他在抗战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越来越了解这个人。 “年纪越大,越佩服他。父亲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他有胸襟、有气度,站得高、看得远。”年过八旬的陈乾康对父亲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陈乾康是陈顺通最小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儿子。当年,除了长子陈甫康(又名陈洽群)之外,其余的孩子都出生在上海,他们记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太平轮。对陈顺通来说意义非凡的第一艘船,在孩子们眼里,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一样,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 特别是陈乾康,他出生的1934年,正是父亲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家里有了第四艘船。那时谁都以为,那些船,会和太平生活一样,天长地久。 1936年,中威公司的两艘轮船被日本一家公司租走,从此一去不返;抗战中陈顺通又为国捐献出了仅剩的两条船。新中国成立后陈家家道中落,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小少爷陈乾康捡过石子、挖过马路,尝遍人间冷暖。而他的长兄陈洽群为了向日本人讨船,流落他乡,开始了一场前途茫茫的官司…… 原来,一个家庭的命运是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这是陈乾康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 从商 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回想以前父亲闲聊的那些陈年旧事,陈乾康才渐渐体会到父亲的创业艰难。 从宁波到上海后不久,16岁的陈顺通进了日本的一家船运公司,在往返大连和上海之间的一条客货两用船上干活。他聪明勤奋,善于学习,20多岁的时候,就已从伙计变成了经理,还学会了日语、英语。 当时有一位经常坐船的中年人,陈顺通看他身体不是很好,往往会给予照顾,安排他到自己的公务舱休息。后来有一天,这位先生给了陈顺通一个上海思南路的地址。 陈顺通按照地址过去后,才知道这名常客原来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 那是1926年,张静江的国民航业公司东丰轮在广州洋面和日本人的船发生碰撞,船只被日方扣留,张希望派人把船要回来。他说他观察了很久,觉得陈顺通是个合适的人选。 他笑着问:“年轻人,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陈顺通就这样得到了他的第一个机会。张静江给他开了张支票,用于赔偿或打点,并明确说:“如果有剩余,全部就是你的了。” 陈顺通翻了当时的航海日志,发现日本船有错在先,于是通过自己的关系和日方交涉。其中的种种周折,陈顺通没有细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没花一分钱就拿回了船,将支票物归原主。 张静江觉得,站在自己眼前的人,不但会办事,而且重义气。他说,还有事要交给陈顺通去办,干得好,利国利民,干不好,会掉脑袋。“你好好想一想,来世上走一遭,总要干点大事。” 张静江说的“大事”,就是后来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北伐战争。 家国天下的情怀、光耀门楣的梦想打动了这个从宁波乡下走出去的年轻人。他化名陈义,开始为国民革命军运输军火和人员,并负责国民航运公司的运作。1930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国营轮船招商局上海分局的副局长,同时兼内河运输局局长。 陈顺通后来常跟家人讲,那几年,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偶遇贵人青云直上,但背后的处处艰难步步惊心只有自己体会,时间越长,他发现自己越不适合官场。 1930年7月,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被暗杀。这件事不但震惊上海滩,而且让陈顺通下了一个决心……(未完待续) 感谢凤凰网宁波频道对本文采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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