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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鸿，1961年生于重庆合川。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及理论评论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特邀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副会长。曾担任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评委。著有《新中国电影史》《当代电影艺术导论》《世界电影史话》《尹鸿影视时评》等多部著作。

　　□记者 陈也喆 通讯员 友燕玲/文

　　通讯员 黄文杰/摄

　　7月9日，第四届浙江省（影视）评论人才研修班暨宁波市第二届文艺评论人才研修班在宁波举行。来自全国的70多位影评人共聚甬城，与影视评论界大咖一起，探讨心中的电影梦。

　　交流过程中，记者发现，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教授对当下电影的剖析颇为新颖独到：“如今是小镇女青年决定电影趣味。”

　　一身干净的浅蓝色衬衣，金丝边眼镜下，是他犀利的眼神：“男人想看的电影，女人不高兴看，可能就不去看了。可是女人想看的电影，你敢不陪着去看吗？所以我们不需要漂亮的女明星，但太需要‘小鲜肉’了。”

　　A

　　阴差阳错走上影视评论之路

　　尹鸿如今在电影界算是大神级的人物，但走上这条路，对他来说，只能用“阴差阳错”四个字来形容。

　　尹鸿的本科、研究生、博士主攻的都是文学专业，与影视丝毫不沾边。

　　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中国电影资料馆离学校很近，只有一站公交车的距离。

　　他便经常跑去看电影，那里有个人说，要是你能写点什么，就免费给你看。

　　于是，为了免费看电影，他开始写影评。写着写着，就做成电影专业了。

　　起初，尹鸿只是研究电影的文本内容。有一段时间，他跟着电影局的一位领导写总结。领导每年写一篇代表政府电影的年终总结，尹鸿写一篇代表学者的年终总结。

　　可是，写到第四年的时候，尹鸿就写不下去了，因为每年电影创作的问题都是一样的，第一年提出的问题，第二年依旧解决不了。

　　后来，他跟创作者聊天，发现所有创作者都能意识到电影存在的问题，但是所有人都改变不了。

　　就在那个时候，他有机会在美国加州待了10个月，走访了美国的相关电影机构。

　　他忽然深刻地意识到，电影文化的花是长在一块土壤上的，土壤是什么，决定了花长什么样，因此电影的核心问题是产业的问题。

　　这给他这个从来不关心经济的文科生带来了很大的触动，回国之后，他就写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篇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那是2002年。之后他写的一系列电影产业报告，对推动中国电影产业改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他的学术视野而言，这也是一个质变的过程。

　　B

　　《百鸟朝凤》带给我们的是对中国电影的信心

　　说起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尹鸿深有感慨。四年前，这部电影参评中国电影华表奖的时候他就看过，当时一些专家都认为这个电影不错，可也都知道它不会有什么票房，所以迟迟找不到发行公司。

　　直到今年才发行，但由于影院排片太少，出品人方励情急之下跪求排片。这件事引起了舆论关注，最后电影完成了8000多万元的票房。

　　由此引发的争议与疑问也接踵而至：《百鸟朝凤》的出品人下跪才换来8000多万元票房，《捉妖记》很轻松就突破20亿元。中国电影市场是不是太铜臭味，竟然容不下《百鸟朝凤》这样的情怀电影？

　　尹鸿倒是认为，一个小众产品与大众产品比销量是毫无意义的。反过来看，《百鸟朝凤》8000多万的票房，放到十多年前就是《泰坦尼克号》的影响力。

　　这几年电影市场增长速度非常迅猛，从15年前不到10亿元的年票房规模，增加到今年可能突破600亿元。“换做是4年前，就算是出品人上吊，都没用。正因为我们今天把市场做成这个样子，他才能跪出8000万。”尹鸿说。

　　“换句话说，中国电影市场的蛋糕做大，为电影的多样化、观众的分众化带来了转机。没有电影市场的大蛋糕，艺术电影就不可能有真正生存的机会。就是所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百鸟朝凤》现象的出现，恰恰证明中国电影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尹鸿说，其实应该看到，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电影市场不仅增长迅速，而且对多样化电影的包容能力和接受能力也在扩展，以2015年为例，《狼图腾》《刺客聂隐娘》《解救吾先生》《山河故人》《烈日灼心》《老炮儿》这些并非类型化的艺术电影，都在电影市场上创造了数千万甚至数亿的票房成绩，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C

　　女性引导男性看电影

　　尹鸿说，中国电影市场过去集中在大城市，基本上是城市白领决定了电影趣味和品位。而如今电影向三四线城市，包括各个边缘城市的扩展，让观众群体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观众群体变化后，电影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两年，电影的草根趣味更重，例如《煎饼侠》《夏洛特烦恼》《滚蛋吧肿瘤君》《港囧》等等，这些电影写小人物的成长、爱情、挫折、创伤，写他们的自我认同，带点喜剧和调侃的意味，小清新又接地气，而且这些小人物又都有自己的梦想，这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那为什么小镇女青年决定电影趣味呢？

　　尹鸿说，如今电影的消费理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年轻人出于社交目的，看电影成为刚需。也就是说，现在是女孩喜欢的电影，票房才会高，纯武侠电影不行了，这充分说明在中国，是女人引导男人去看电影。如果女孩带闺蜜看电影，一去就会带两三个。因此，中国电影里，颜值高的并不是女演员，而是男演员，女性成了电影的引导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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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缺少好的灾难片和传记片

　　尹鸿说，中国电影目前还存在一个问题，是缺乏很多电影类型，比如科幻片和灾难片。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没有科幻基础，另一方面，在中国拍灾难片有许多限制，影片也就缺少一定的力度。

　　传记片在中国也拍不好。中国有一个传统，只要是真人真事，他的后代就要求只拍优点，不能拍缺点，而且不准写各种各样他们认为不满意的东西。

　　尹鸿研究过，最近五年，美国每年获得奥斯卡奖的都是传记电影，都是真人改编的电影，最早从《航行者》开始，全是真实的故事。

　　“中国到现在为止，真人事件改编的电影很少拍好过，去年有一部《解救吾先生》，是根据真人事件改编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剩下的都不行。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些年全球最好的电影差不多都是根据真人事件改编的。”

　　“近几年来，中国电影的票房猛增是好事。但票房不等于观众的满意度，高票房并不意味着获得批评豁免权。娱乐不仅是欲望的宣泄，也是释放内心压力之后的心灵净化。”尹鸿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