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 张海华

　　□谢建龙

　　１９６８年５月，位于余姚县南山公社袁马大队（今余姚市陆埠镇袁马村）三峰山的明代大学士袁炜墓被开挖，随葬器物都散落到村民手中。直至１９７８年，经袁马大队干部反复做思想工作，才部分收回上交县文化馆，现由余姚市文保所收藏。

　　其中有一块镌刻着墓志铭的石碑，青石质，长和宽各为六十四厘米，每行六十个字，共五十行，介绍袁炜的生平事迹。撰文者为袁炜生前好友、武英殿大学士吕本，承担书丹和篆额的则是袁炜的两位门生———明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状元申时行、榜眼王锡爵，申时行和王锡爵后来在万历朝均官至内阁首辅。制作这样一个墓志铭，竟然动用了三位阁老，可见袁炜死后哀荣之极。

　　奇怪的是，在袁炜墓志铭上，吕本竟然写作李本，申时行也写作徐时行，常使不熟悉历史的人感到困惑。中国人历来讲究坐不改姓、行不改名，普通百姓尚且不会轻易改姓，何况吕本和申时行还都是进士出身、入阁拜相的高官显贵，这其中又有什么故事呢？

　　先来说说吕本吧。吕本是余姚南城人，明初更定图籍时，因余姚方言中“吕”“李”同音，经办人员失误，登记为李姓，等后来吕家人发现时，图籍已由官府封存。当时法度严谨，吕家人虽心有不甘，却也不敢擅自更改，只得将错就错。这一错就是数百年，直到嘉靖年间吕本显贵后，上奏朝廷说明原因，才终于得以复姓。但在不少文献典籍里，以及今人所写的有关历史性研究文章中，还有好多人仍将吕本写作李本。

　　如果说吕本改姓源于误会，那么申时行改姓则极具戏剧色彩。申时行是苏州人，相传其父是位风流才子，而生母则是一个尼姑，限于当时的世俗偏见，申时行出生后被送与苏州知府徐尚珍收养，所以幼时姓徐。申时行中状元后，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寻到生父家里要求归宗。凭空掉下个状元子孙来，申家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光大门楣的好机会，马上大开宗祠正门，举行认祖归宗仪式，徐时行正式改为申时行。有人便依据这个传说，编撰了《玉蜻蜓》这出戏，成为各地方剧种常演不衰的经典剧目。据说申时行后人至今仍很忌讳这件事，规定凡申氏子孙都不许看《玉蜻蜓》。

　　在余姚历史上，改姓的事例还有好几起。城区有支两城史氏，始祖史德在南宋时自鄞县洗马桥迁居余姚县城。史德生三个儿子，长子史闰承继宗祀；次子史正享出继武翊郎防御史张畴，改名张应炎；三子史正始出继处士杨原，改名杨肇。明弘治年间，张应炎的后代张琳官居工部侍郎、右都御史，疏请复姓，获明孝宗允准。当时，杨肇的后代杨誉官居御史，也想复姓，却未果，后来趁县衙进行丁岁改造时才复姓成功。所以在余姚有史、张、杨同宗之说。

　　也有复姓不成功的事例。陆埠镇境内有支十九都李家，始祖李自立年至七十岁尚无子，遂将外甥沈硙抚而为嗣，改姓李。明正统年间，李硙的五世孙李尚中进士，授知府，欲恢复沈姓，而未能如愿。历代十九都李氏子孙始终未忘祖源，以前每年三月初三都会到慈北师桥祭扫沈氏祖墓，而师桥沈氏宗祠也特拨公堂地十亩，作为十九都李家回族祭祖之资。离十九都西边不远，还有个李姓聚居的村子叫李家闸，始祖李自厚系李自立胞兄。因李自立以外甥继嗣，违反传统宗法制度，李家闸李姓将十九都李家视为外宗，两家一向不相往来。

　　还有后世子孙不愿复姓，奏请同宗合谱的事例。南宋初年，有个叫潘通的自河南荥阳迁居余姚县城师乾巷。至南宋晚期，又有一个叫许宗爽的迁居余姚，因许宗爽无嗣，遂由潘通的后代潘简直出继给许宗爽，改姓为许简直。元至正年间，许简直的后人疏请同宗，朝廷准奏敕赐“同宗济美”，潘许合谱名为《敕赐余姚潘许同宗谱牒》，位于余姚江南直街与保庆路交界处的宗祠门口则高悬“潘许宗祠”匾。

　　相比上述的事例，余姚朱姓的姓氏故事更为曲折离奇。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有好事之徒考证出余姚朱氏先祖是凤阳朱氏先祖的族兄。于是朝廷派钦差来余姚下诏征辟，让余姚朱氏不用经过科举考试就可以直接做官。但每次钦差去不同住址的朱家宣旨，征辟对象都卧病在床，有些人看上去甚至已经奄奄一息。触了几次霉头，钦差只得悻悻离开余姚。当然，等钦差离开后，这些重病者又无一例外变得生龙活虎了。原来，余姚朱氏一直秉承正直务实的传统，人家视皇亲国戚为荣耀，他们却视之为累赘。余姚朱氏怕朝廷再来认同宗本家，干脆更姓为诸，规定凡房下子孙活着的时候一律姓诸，只有在死后神主入宗庙时，才能题姓为朱。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末万历年间，朱元璋一人的子孙也已经繁衍到数十万人，朝廷已经懒得再去认其他的同宗，余姚朱氏才得以正大光明复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