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涵

　　带我小学一年级的这位师长至今记忆清晰。她姓袁名苏雅，比我奶奶还年长几岁，花白的短发，清素的瓜子脸，老挂着和蔼的笑。她家在学校十几里外的村子。

　　她会一手漂亮的楷书，评语也写得易懂、好看，对我们的文字要求自然十分严格。老派教师中几乎没有说普通话的，她却很努力地自学，水准属良好，在教我们朗读之前，自己都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的强化练习，语气、情感统统具备。她怕老花眼，耳朵又不好使，就让我们在黑板前一字排开，可以听清我们的发音，看清口型，好及时纠错。

　　在课堂上，我们对她都心生敬畏，包括学习名列前茅的。她提问，若答不上来，是不会客气的。强调再三的不会，她是要打手心的。讲了很多遍还是不会的，她也不会放弃，总会在放学后想方设法帮我们弄懂。当中自然免不了要拍桌子。尤其在一对一的时候，身型高大的她往我跟前一站，我是真的有点害怕。而补习的直接结果往往使她错过了末班车。

　　有一次，有个女同学没有完成作业，说昨晚父母在吵架，把她的作业本给撕了。苏雅老师听了，连忙安慰女孩。下午特地去了她家里，想劝这对年轻夫妇应以孩子为重。可是回来后，她的脸色非常难看。原来女孩的父母根本没有吵架，苏雅老师将她叫到办公室，把她的手心都打肿了。我们因此更不敢接近苏雅老师。其实是我们当时年幼，不理解老派“棒下养良习”的观念。坏习惯不宜纵容，我的勤奋一方面来自我勤劳的奶奶的侧面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严厉的苏雅老师的正面教育。

　　苏雅老师来任教的那年，我们学校的规模又缩小了，她带幼儿园、学前班和一年级三十多人，负责语数两门学科。就在开学的第二天，我出了点小意外。那天早晨走得太快，在石子路上跌了个大跟斗，膝盖磕出了血，我一瘸一拐哭到学校。她利索地替我清洗伤口，涂红药水。同时问清了我的情况：我家在三里外的村子，父母在我周岁时就去深圳打工，我和爷爷奶奶一起住，从幼儿园起就一个人上下学。她赶紧托路人捎信给我奶奶，说要留我在学校吃午饭，也没提脚伤的事。她将自己的饭菜分了我大半，还将一个她吃酒席分来的鸡腿也给了我。课后，她翻阅了全校五六十名学生的住址，发现我们邻村几个孩子离家太远，就向校长强烈建议，让家长送柴米来食堂，这样学生每天中午就不必回家，第二天带些菜就行。谢天谢地谢苏雅老师，刮风、下雨、晒太阳、走远路，我早就受够了。

　　苏雅老师非常节俭，为了省两块车费，凌晨四点就起床，她不会骑自行车，便一路走到学校。可她老把带来的好菜分给我们吃，而自己就青菜、咸笋下饭。可我还是很怕她，食堂吃饭时都盼她别出现，她也的确经常在我快吃完时才来。她在办公室忙着备课，改作业，一定要忙完了才吃饭。她趁错过汽车而住校的几晚，逐一来家访。由于我父母不在身边，对我格外照顾。我人不聪明，上课也总回答不上提问，没少挨批评，平时她明明老跟我的缺点过不去，非要我慢慢改正过来。家访的时候，她却没有向奶奶打什么报告，更多的是鼓励和慰问。

　　二年级时，我转到镇上念书。再见苏雅老师是我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她特地打听到我的住址来看我。她拉着我的手笑个不停，问我的学业，和同学们处得怎么样。可我仍对她畏而远之，不是很热情。那日她连顿饭也没吃上。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苏雅老师七十多岁了，我想下次回乡就抽时间去看看她，希望她还很健康，也相信她依然记得我这个当年的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