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塘合一的后海塘城内一面。 胡莘耐 摄

　　□胡白水 孟亚月

　　说起镇海城墙，就会想起儿时的我，爬上高高的长满齐胸荒草的残留城墙上，眺望着它伸向远远的后海塘时的迷茫；站在向辰门下，抬头仰望虽已破残仍不失高大的向辰城门遗迹时的惊讶。半个世纪以来，当年那些饱经风霜的断垣残壁，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它不但告诉人们曾经的雄伟和辉煌，也时时激励我去追踪它的全程和全貌。

　　镇海自古三面环水，特别在北面，是惊涛骇浪的茫茫大海。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城墙只能是海塘和城墙相联合的特殊形式。在唐昭宗乾宁四年(897)，镇海始建城墙时，就是把原有的后海塘作为北城墙而建筑起来的，海塘与城墙的联合始终伴随着镇海的千古城墙。

　　后海塘始建于何时，据说已无记载可查。但从它担负起“城塘”双重任务后，对其的记载就详细了许多。在千年风雨变幻中，后海塘多次遭受到地震、海啸、台风、暴雨、狂潮及外敌的摧残和破坏，镇海人民以百折不挠精神走上了前毁后修、屡圮屡筑的艰辛历程，其中，通过具有决定意义的三次大规模改造，创造出后海塘的最大亮点———“城塘合一”。

　　第一次重大改造是在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当时的邑令唐叔翰和水军统制王彦举，仿照钱塘江的海塘，采用“破浪桩”的技术，改原来的泥筑海塘为石砌城塘，这极大地提高了城塘的质量和防汛御敌的力量，从此始称后海塘。后海塘的命名，体现了我国坐北面南的传统文化理念，北者，后也，北海塘，自然称为后海塘了。

　　到了明隆庆三年（1569）秋，巡抚谷中虚为避飓风暴雨的毁城淹舍之灾，制定了增筑内城来加固城塘的方案，并于万历元年（1573）动工，次年告竣，这是后海塘的第二次重大改造。此方案的成功实施，把“城塘合一”的结构，从原先的城与塘的简单衔接，演变成“外塘内城”的新结构。对这次改造，时任兵部尚书的张时砌非常满意，特撰碑文《定海县增筑内城碑记》予以纪念，此碑至今依然立于后海塘西城角的石亭内。

　　在乾隆十三年（1748）春，当时的镇海县县令王梦弼领导了后海塘的第三次重大改造工程。这次改造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对后海塘的建造结构实现了突破，将原来的单层石塘改造成为夹层石塘，又进一步提高了城塘的牢固程度和抗风潮侵袭的强度；二是对“城塘合一”的结构又实现了新的突破，将原先的“外塘内城”改造成为“下塘上城”，在城塘上建了雉堞、安置了警铺、增设了25尊大炮等防御倭寇的设施。此次改造，历时三年，设计之精湛，工程之浩大，为浙江省沿海所罕见。改造后的城塘防洪御敌能力，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对此改造的圆满完成，知县王梦弼殚精竭虑，功绩最大。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雄伟壮观的后海塘，东起巾子山麓，西北至俞范嘉燮亭，全长4800米均为夹层石塘，其中东段1300米为“城塘合一”，高约8米，宽为14米，犹如横卧于镇北大地上的巨龙，就是那次改造后留给我们的基本面貌。

　　镇海城墙的另一联合部分，就是东、南、西三面的城墙，这是整个城墙的主体部分，在千年漫长岁月中，它走过了建与拆、再建与再拆的曲折过程，形成了泥城、木栅、石城这三种形式的演变。

　　最早的泥城在经历了晚唐、五代十国及两宋的三百多年后，很可惜地被拆除了。对拆除的时代有不同说法，但都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有文章说拆城是在宋、元期间，而《镇海县志》则记载“旧城元时已隳”。若综合这两种的说法，拆除的时间是在元初的可能性会大些。

　　城墙是古代冷兵器时代防御外敌的重要军事设施，元朝的统治者，为什么在一上台就动用人力和财力来拆除原来的城墙呢？笔者认为这不外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元朝统治者是游牧民族，军队以骑兵为主，强于野战而弱于城池攻守，天生就不欣赏城墙这种防御设施，拆之无忧。再一个，也不排除是报复性毁城的可能。南宋末期，抗元名将张世杰，率领镇海人民顽强抗击南下元军，果断地把元统帅石国英派来说降的都统卞彪割舌裂尸于巾子山上，以示抗元到底的坚强决心。元兵恼羞成怒，进城后毁城泄愤。

　　镇海千古城墙，在元朝中断了一百多年，是为缺憾。但是，任你报复也好，泄愤也罢，人们毫无畏惧，始终怀念心目中的英雄张世杰，在巾子山上立起了张的纪念碑，镌有清朝大才子全祖望撰写的《宋太傅越国公张公祠堂碑记》，详细记载了张抗元保宋的英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