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行坊”旧影

　　□王建勇 

　　节孝坊是旧时女人崇尚贞节、为亡夫守节、经官府奏准为表彰节妇孝女而立的牌坊。节孝坊源于宋而盛于清。

　　位于宁波江北区慈城镇黄山村西方家渡南岸的“孝行坊”，据《光绪慈溪县志》载，是清朝大臣、浙江巡抚安泰为表彰慈城黄山王朝栋（1751～1775）之妻陈氏而立建，故该坊亦称“王陈氏节孝坊”、“安泰坊”。

　　“孝行坊”，整体结构为四柱一门。上层为透雕工艺，雕有“仙鹤起舞”、“二龙戏珠”等图案，左右对称，造型美观。牌坊中间有楷体“孝行”二字。

　　王朝栋，字隆占，朝议大夫。朝议大夫为清朝四品官员。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仅24岁的王朝栋因“伤寒疾殁”。当时，陈氏20岁，儿子王肃雍年仅3岁。陈氏“独持门户，尽守妇节，日夜纺织，备尝艰辛”，含辛养育儿子王肃雍（《光绪慈溪县志·陈氏传》）。王肃雍不负母亲陈氏的期盼，后来也官至“朝议大夫”。

　　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王肃雍为母请旌，请求朝庭为其母立节孝坊，以示表彰。安泰于嘉庆十二年（1807），奉朝廷之命在方家渡南岸建“孝行坊”。

　　王肃雍有王庸德、王庸义、王庸敬三个儿子。作为“朝议大夫”的王肃雍，生活当然不用像他母亲陈氏一样艰辛，他在家里建造了书屋“万绿轩”。书屋前种有各种花卉树木；书屋后建有小池，一到夏日“池中碧荷莲莲”，还种了俢竹，“摇曳于淡月清风之际，颇见韵致”；书屋內“插架千卷，直省志乘为多……”（《黄山小志》）书屋优雅的环境，也为孩子们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后来，王肃雍长子王庸德，官至奉直大夫（清文职五品官员），任温州平阳县学教，著有《然松阁文稿》；次子王庸义，为国学生，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供事、奉直大夫；幼子王庸敬同知衔加一级（官阶从四品），著有《王氏通谱》、《亁坤谱》、《王氏十一志》等书。

　　从王肃雍次子王庸义、幼子王庸敬所从事的修谱、写志工作，可见“万绿轩”书屋中所藏的各省志书、列国史书对他们兄弟日后所从事工作的影响；这些藏书也为王庸敬著写《王氏通谱》、《亁坤谱》、《王氏十一志》等书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据记载，王庸敬为了著写《王氏通谱》等书，曾到绍兴、温州、杭州、上海、江苏无锡、太仓等地实地考察、走访，査阅各郡邑省志300多部，并广邀族人在“万绿轩”内进行讨论、校对。在《王氏通谱》文稿快完成时，王庸敬积劳成疾，于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因病去世。临死前，王庸敬将夫人、儿子叫到床边对他们说：通谱是我一生心血，今尝未刻版付印，望你们日后能帮我付印出版。后来，他的儿子王仁元将父亲留下的遗稿进行校对、核实、补充，于光绪十七年（1891）将共计106卷、82册的《王氏通谱》刻版付印，实现了父亲的夙愿。

　　王庸敬所著的《王氏通谱》，是目前我国王氏宗谱中收集最广泛、内容最全面的一部著作，是研究中华王氏文化必须阅读的经典谱牒。

　　由于书香浸染，家风传承，王肃雍孙子王治本（王庸德之子）精通诗文，工书善画，是宁波府学博士，曾在杭州一书院教书。明治年间受日本著名汉学家广部精的邀请赴日，被日清社聘为汉语教授，并担任《日清新志》汉文杂志主笔；后创立诗社“闻香社”。在日本三十多年里，王治本足迹遍及日本各地，传播中华文化。

　　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任命何如璋为驻日公使，中日两国邦交由此开始。清政府驻日使团，在异国他乡遇到了“翻译通事，颇难其人”等困难。王治本等王氏兄弟积极协助晚清驻日使团选定馆舍地址，还被聘为中国驻日公使馆的首任翻译。王治本还与当时驻日参赞黄遵宪等人，帮助、引导、启发日本人阅读《红楼梦》，使《红楼梦》在日本引起了轰动，从而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日本“红谜”、研究者和专家。

　　在日期间，王治本出版了诗集《舟江杂诗》、《新泻新繁昌记》及《王治本笔谈》11册、《桼园笔谈》11册（现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被日本文人儒士“仰之如泰斗”（《仙台人名辞书》），为中日民间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立牌坊在强调纲常伦理的封建社会，宣扬的是“从一而终”的理念，牺牲的是妇女的自由和权益，但它所蕴含的自立自强、以家为重的精神，在当时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维系家庭、稳定社会的作用。曾经耸立于方家渡南岸的“孝行坊”，已在岁月的风雨中消逝，但它毕竟隐含了一段连绵书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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