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著者：（英）杰里·布罗顿

　　译者：林 盛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版次：２０１６年６月第１版

　　定价：９９．８０元

　　编辑推荐词：

　　本书既非制图史，也非地图的历史，而是一本通过十二幅世界地图讲述世界史的著作。

　　书中精选的十二幅世界地图来自不同历史阶段，出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制图师之手。作者向我们揭示，地图远非客观的真实记录，而是受到一时一地的观念和动机的左右。通过解读地图背后的观念和动机，我们可以窥视制图师所处时代的风尚与精神。每一幅都蕴含着某种重大主题，从科学、政治、宗教，到地理大发现、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皆为世界史发生重大变革的关节点。

　　在这段图像背后的世界史中，作者向读者呈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一个渴望，那就是将地球完美地呈现在二维平面上。但是，无论因为客观条件所限，还是主观意识的干扰，这始终是人类难以达成的梦想。在作者的解读中，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工具的地图，成了“人———图像———世界”三位一体的棱镜，折射出人类的历史进程和精神历程，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立体画卷。

　　本书的作者杰里 ·布罗顿，是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文艺复兴研究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领土交易：现代早期世界的地图绘制》、《全球性角度：东西方之间的文艺复兴艺术》（合著）等。

　　一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就有可以被称为地图的物品。但和其他任何在漫长时间和广阔空间中制作出了手稿地图的前现代社会一样，要讨论什么跨越数千年的中国制图学“传统”是大有问题的，甚至犯了时代错误。第一个问题与留存下来的资料有关。在十世纪以前，很少有地图保存下来，因而要谈论中国制图术的“发展”就几乎毫无意义。如果只有文字记录保留下来，地图却不见踪影，那就很难推测地图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地图太少，各种各样的解释又太多。即便是那些保留下来的，也免不了手绘地图在流通和传播中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例如不可靠的复制和学术传播，有时还会遭遇政治禁令，以致无法进一步普及。

　　更棘手的问题是，需要确定“地图”究竟指的是什么。如同在希腊、基督教和伊斯兰社会中一样，中文里的“地图”也指意不明，指涉一系列不同的意思和物品。在古代中国， “图”可以指西方的地图（ｍａｐ）或平面图（ｐｌａｎ），但也可以指用种种介质（木材、石材、黄铜、丝绸和纸）制作的各式各样的图片、图解、图表和表格。“图”既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像，常常是将视觉再现图像和书面文本描述（包括诗歌）结合在一起，两者互为补充。十二世纪的一位学者指出：“图，经也。书，纬也。……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这种“图”与“书”交互作用产生情感共鸣的关系在西方对地图的定义中是不存在的。作为动词，“图”也可以指计划、预期或思考。有时甚至可以直接指“画计难也”，这抓住了许多早期制图活动的精髓，中外皆然。

　　二

　　近来有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图”与早期希腊的ｐｉｎａｘ不同，是一种动态的行动，而不是一种物质媒介，他们将之定义为“行动的样板”。与希腊的环球之行不同，中国的“图”与流行的宇宙学观念关系不大。在这点上，中国又发展出与希腊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不存在由神的意志授权的创造世界的活动。中国没有什么宗教或者政治上认可的宇宙起源论，而是发展出了种类繁多的关于地球及其居住者的信仰。在众多理论之中，有三种宇宙论学说最有影响力。

　　最古老的理论是“盖天说”，相信圆形的天顶像斗笠一样盖在地球上方。地球像一个方形的棋盘，四方向棋盘的四个角倾斜，形成了环绕四周的海洋的边界。更流行的一种系统是“浑天说”，出现于公元前四世纪。这种理论认为“天包地外，地居天中”（有趣的是这种想法与希腊同心天体宇宙学理论大约是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浑天说的支持者张衡（７８—１３９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最激进的理论是一种隐喻意味较浓的“宣夜说”，认为“天了无质”，根据汉朝后期一位作家所说，“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

　　三

　　从六世纪起，正史将浑天说奉为正统，尽管三种理论都还是反复出现在中国的天文学、宇宙学和宇宙起源说之中，而浑天说本身也并不是完美自洽的理论。尽管它将地球比喻为天空中央的“卵黄”，暗示地球是一个球体，但这一学说又往往直接将大地画为扁平的方形，被天空包围；甚至这种假说也不是绝对的。中国天文学很早就开始使用浑天仪（将天展现为球状），留存下来的计算结果也假定圆形地球乃是宇宙的再现，这些计算都是依据详细观察进行的。然而，这些理论都秉持一种共同的基本信念，即“天圆，地方”，现存最早记录这种观点的文献是一部公元前三世纪的数学著作。

　　这种信念来自贯穿早期中国文化的一个更基本的原则，即按照“九宫”划分陆地空间，这是古代中国“一项伟大的建构世界秩序的发现或发明”。九宫将一个正方形分成九个相等的方格，形成３×３的网格。我们至今不知道它起源何处，可能来自古人对龟壳形状的观察（圆形的甲壳盖在正方形的腹甲之上）。还有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中国北方广袤的平原激发了用直线理解和分割空间的方法。中国人推崇正方形，这和希腊哲学（及地理学）完美圆形的理想形成鲜明对照。九宫也让“九”这个数字在古代中国各个领域的分类方法中占据中心地位：天有九野；都城有九陌；人体有九候、九窍、九脏；“九泉”代指地府，甚至黄河也有九条支流（九河）。

　　这种九分法来源于古典中国文化中最重要也最基础的一篇文献———《尚书》中的《禹贡》一章，约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编纂而成，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地理学典籍。该书描述了远古时期（约公元前２０００年）的传说人物、夏朝的建立者大禹的事迹。据说，禹在洪水暴发后“别九州，随山濬川”，重建了世界的秩序。从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土地被划分为九州（或“宫”），用九山和九川来描述。九州被描述为３×３的网格，方格每边的长度都是１０００里（当时的一里大约相当于４００米）。

　　除了以九为数规划已知世界的空间，《禹贡》还提出了一个将世界分成五个同心的直线围成区域的纲要，依据以风向为基础的四个基本方向来定位。这是自我中心地理学的一个典型实例。文明处在这幅图景的正中央，代表着皇家领地。越外围的方格代表的野蛮程度越高，从诸侯邦国、驻军、“结盟”的蛮族，到最后一区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其中包括欧洲。这种规划与希腊罗马传统又一次形成鲜明对照。尽管西方的带状地图也是由直线构成的，但他们是根据纬度进行分区，而不是像《禹贡》一样根据象征性的皇权中心来分区。

　　九宫和数字“九”让中国的制图者可以将一种宇宙论的世界观运用到政治管理和实务政策之中。在象征层面，圆和方的关系让学者们可以提出管理帝国的特定方略。先秦的一位文人说：“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在更实际的行政管理层面，九宫衍生出了农业耕作上的“井田”制度。中国的汉字“井”非常像３×３的网格，因而被用作分配农业耕地的基础。八户人家平分土地，中间第九块则共同耕作。这种对空间井然有序的分割被认为是社会团结和治理有方的基本要素。“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儒家学者孟子这样说，“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四

　　在现存的史料中，最早对“图”所做的描述同样关系到皇权统治和行政管理。最早的一份文献来自战国时期，那时诸侯各国征战不休，争夺霸权。据《书经》记载，周公参考地图将国家的首都选定为洛邑，即现今的河南省洛阳市，位于北京西南方向８００公里。

　　周公根据政治地理学和天意，预言了国都的位置。根据《禹贡》所言，周公将注意力集中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和政治枢纽地区。无论周公的“图”是什么样子的，周公很显然是在用“图”为周朝寻觅新首都的说法作补充，以此把新攻克的政治空间和古代圣贤的地理传说统一起来。

　　在后续中国王朝政治的关键时刻，地图的图像也都占有一席之地。随着秦国势力逐渐壮大，最终在公元前２２１年一统中国，战国时代走向了终结。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元前２２７年，一位刺客用藏在丝绢地图中的匕首刺杀秦王，地图上绘制着秦国垂涎的土地。秦朝的局势也不是稳定的：一位公元前三世纪的学者向反秦诸国谏言：“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必破矣。”除了这些明确的政治和象征功能，地图还被用于王朝统治的行政工具。哲学家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尽管如此，其他学者还是多有质疑。儒家哲学家荀卿认为官吏应当“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但遗憾的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

　　五

　　现存战国时期最早的地图有一幅是刻在一块铜板上的，出自公元前四世纪末期，在中山国国王的陵墓中出土。铜板上镶嵌了一系列金色和银色的长方形和正方形，配有文字，不易被认出是一幅地图。这其实是一幅陵墓平面图，称作《兆域图》，展现了依据九宫规则精心规划的中山王的墓葬建筑地形。铜板上的外围长方形代表两道宫墙，两道墙中间有四座正方形建筑。第三个长方形内侧有一个凸起的夯土台，上面有五座正方形的祭堂，用来安放中山王及其家人的墓。《兆域图》吸纳了九州和井田制度的传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采用鸟瞰视角的地图类文物。它也是按照比例尺绘制的：铜板上的文字说明了尺寸和距离，以“尺”（当时的一尺约为２５厘米）和“步”（当时的一步约为６尺）为计量单位。

　　这幅地图为何会出现在墓葬之中还不得而知。传统上，在墓葬中会发现带有神秘力量的珍贵物品，目的是向先人表达礼敬。用地图陪葬，也许是为了在中山王进入死后的灵魂世界时，纪念他生前管理陆地空间相当出色的政治行政系统。

　　六

　　秦朝及后来的汉朝都利用地图进行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集权。舆地图仍被用作仪式及纪念之物，包括与邻国在外交场合互换地图，也用来确认军事胜利或者朝贡关系。帝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也开始大量使用地图。《周礼》为汉朝的官僚体制提供了一个地图在政策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完美典范。地图在诸多领域之中都非常重要：水利工程；赋税、采矿和划定路界；解决边界纠纷、分田和评估家畜；稽查人口分布；保持朝廷官员记录，维系诸侯国的忠诚度和确认封邑。朝廷专门任命两名官员为统治者提供地理信息，显示出民众越来越注意到地图的重要性。这两名官员都随皇帝一同出行。其中土训（皇室侦查员）负责解释地图，而诵训（行程向导）负责在遇到纠纷时解读方志。

　　裴秀（２２３—２７１年）的著作最好地体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制作地图的方法。裴秀常被称为中国的托勒密，主要是因为他确立了制图的六项原则（“制图六体”）。晋朝开国皇帝任命裴秀为尚书，他根据《禹贡》文本对古代地理学进行了研究，创作了《禹贡地域图》，现已失传。裴秀的研究方法被记录在《晋书》之中，书中记载他“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于是便写出了《禹贡地域图》１８篇，他上奏给皇帝后，皇帝将其“藏于秘府”。在制作地图时，裴秀依据了制图六体。第一是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第二是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第三是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第四是高下（高和低）；第五是方邪（直角和锐角）；第六是迂直（曲线和直线）。

　　对西方读者而言，裴秀的六项原则似乎提供了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基础，强调需要网格，使用标准的比例尺，运用基础几何和数学计算距离、标高和曲率。这与当时希腊或罗马的水平基本持平———但中国并没有发展出符合现代科学的制图术，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裴秀并不是只对这种地图制作法感兴趣。他的著作是汉学家们称为“考证”的早期范例，是通过对文本进行研究来恢复典籍的原样，特别重视鉴古知今。裴秀的制图法也属于这种研究。他认为他的著作就是“甄摘旧文”，他的地图也并不依据任何的实地测量，而是以阅读文献为基础。对裴秀和新建的晋朝而言，是要为权威的《禹贡》这一古典文本添加全新的、更新过的地理资料。

　　节选自《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