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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30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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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宝山上威远城(下)

  □胡白水

  

  “威远城头雉堞高,普陀山寺吼蒲牢。”这是《登招宝山放歌》里的诗句,它真实地记载了招宝山巅有威远城,威远城内有寺院。

  威远城内这个寺院叫宝陀寺。这宝陀寺的历史还是比较久远和曲折的。大约在唐大中年间,一说是咸通年间,在东海梅岑山(即如今的普陀山),为供奉观音菩萨建了一个寺院叫普陀寺。在宋元丰三年(1080)朝廷给普陀寺赐额“宝陀”,于是这普陀寺也叫宝陀寺。到了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这宝陀寺遭倭寇严重破坏,时任江浙总督胡宗宪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奏请朝廷并获批准,将宝陀寺拆迁到招宝山顶,故又名补陀寺。

  当时的拆建经费极其困难,是由总督胡宗宪、都督卢镗、海道副使谭纶及宁波知府、镇海知县、都指挥等各级军政官员的捐俸和威远城宝陀寺第一任住持真海和尚的十方化募,才奏足数目,保证了拆建工程的快速进行,不到一年就顺利完成。这宝陀寺的拆建,如此受到朝廷及地方各级军政要员的重视,体现了人们借助佛力保佑海防平安的一片诚心。

  宝陀寺的建成是略早于威远城,当威远城建立后,这宝陀寺就自然成了威远城内的重要组成部分,相随始终,直到如今。

  传说观音菩萨有三十三个化身,这宝陀寺供奉的是“不肯去观音”。在唐大中十二年(858),日本名僧慧谔从山西五台山请了观音像回日本,行至舟山的梅岑山边,风浪大作,“被阻难前”。这位“佛迷透心”、悟性极高的慧谔就认准这是观音不肯去日本、要留在中国的强烈反应。于是就在梅岑山边建起了寺院,命名为“不肯去观音院”,即后来的普陀寺,或宝陀寺,供奉的那尊观音便称为“不肯去观音”。

  威远城宝陀寺建成后,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侵蚀以及后来的战火摧残,如果不是历朝历代加以修葺、维护,就无法保全其完好。现在留在威远城内的《重修招宝山普陀禅寺》碑和《招宝山宝陀寺续修碑记》碑,分别记载了顺治九年(1652)和道光十九年(1839)这两次的修建情况。

  在宝陀寺历次修建中,要算道光二十五年(1845)与威远城大修同时进行的那次修建的规模为最大。那次修建后的宝陀寺依次有天王殿、罗汉堂和圆通宝殿三进大殿,它的规模达到了历史新高。从现在遗留下来的遗址来看,它占用了整个威远城的一大半面积。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寺院被日本侵略者所毁,仅存圆通宝殿。

  有时候,菩萨还真可以说是“万能”的,既可以把它作为祈福保佑的神灵,也可以把它当作勾心斗角的工具。威远城内有一块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由欧阳利见撰、书、立的《中法战争观音显圣牌》。碑文记载,欧阳将军把宝陀寺观音显灵保佑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原因,报告给光绪皇帝。

  镇海抗法战役,是有隔阂的湘军和淮军共同参加的,总指挥是湘系将领欧阳利见,他对由淮系将领开炮击伤法军旗舰和最高指挥官孤拔,是取得此役胜利的根本原因不以为然,编造了这个“观音显灵保佑”的故事报告了光绪皇帝。其实,光绪皇帝一看报告就明白,心想你这个二品高官的欧阳爱卿,也太不自在了,在大敌当前、军务紧要之时,还在内部与部下争功夺利,闹派系争斗。但光绪也很知趣,目前正是用将之时,不便发作。于是顺水推舟,御笔题写《自在神通》金匾,赐给宝陀寺,以作奖励。对此,明眼人明白,光绪皇帝虽是奖励宝陀寺,其实是以“自在神通”四字来鞭策和启发欧阳利见。欧阳氏对此应该也是心知肚明的。

  威远城内还先后建过两座祠堂。在威远城竣工不久的第二年,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由海道宋守志、都督卢镗、知县何愈,将本在镇海南城外、祀东海龙神的海神祠改建于威远城内。可是到了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此祠遭毁,又移神像至原地。

  另一座祠堂叫报功祠。当年,为纪念和表彰抗倭和筑建威远城的有功人员,在威远城内建三间房屋,分祀明总督胡宗宪、都督同知总兵俞大猷、都督卢镗、左都督戚继光、巡视海道副使谭纶、郡守沈恺以及清浙江提督李长庚。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对威远城和宝陀寺大修时,人们将这三间房屋改建成报功祠。这报功祠后来可能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历史凝固性以及时空穿透力。许多名胜古迹,因为有了人文景观而显得更有生命活力,招宝山上的威远城就是其中之一。

  当你走进威远城西大门,穿过天王殿,左边的7块碑刻就会震憾你的心灵。这就是有名的招宝山明清碑刻,或称招宝山碑林。据说,过去散建于威远城内外的明清碑刻有40余方,因风雨浸蚀、战火毁坏及人为损坏,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收集在现在这个地方时,仅存7块了。在令人惋惜的同时,也足够让人发出由衷的感叹。

  这7块碑刻的大小都在高2至2.4米、宽1至1.2米之间,其中,明朝4块,清朝3块。年代最早的是明天启二年(1622)夏,距今已近400年了;最晚的是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春,至今也有130余年。所以说,这仅存的7块碑刻,块块都属历史文物,能保存至今,并收集成林,实在是件不容易的幸事。

  每块四字碑文都是书立者亲临威远城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肺腑之言。有赞誉招宝山威远城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与重大作用的“撑半壁天”、“擎天鳌柱”、“海天雄镇”、“天险崇开”;有描状平倭后海上太平景象的“海天清晏”、“天开图画”;有表示保卫海防决心的“永清四海”。其中,“海天雄镇”,最为贴切,深受镇海人民喜爱,常被用作镇海的代名词。现在镇海有“雄镇路”、“海天路”等路名,有“雄镇大酒店”、“海天公司”等企业,还有“雄镇大舞台”、“雄镇论坛”等传媒专栏,可见其深入人心,并在发扬光大。

  这些碑刻的书立者,都是当朝中高级军政官员,没有一个被称为书法艺术家的,但他们碑刻的书法艺术却达到了相当高的境地。笔者认为。这7块碑刻的最大艺术成就,就是字义与字体的完美结合。这些真情实感的文字表达,铿锵有力,都有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而承载它的书法特征是凝重厚实,苍劲端庄,有顶天立地的千钧之力。学者余秋雨在他的《笔墨祭》中写道“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这7块碑刻的书法艺术就是这样的“笔底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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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