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厦天后宫戏台旧影

　　□仇柏年

　　俗话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为什么本地郭孝廉反倒斗不过外地李监生呢？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在宁波的福建人势力不小，开鸦片行的闽商就比甬商多一倍。《甬上古今名人轶事》载：“宁波天后宫，实福建会馆，凡遇演戏，闽人必以两手托门楣，使甬人欲观戏者，从腋下而入。王瑞伯闻之大怒，以谓此举如同胯下之辱。”二是开戏园理不直，气不壮，上不得台面。当时社会，演员被称为优伶，与娼妓、乞丐同属“下九流”，地位极其低下。社会舆论认为“开设戏园，例虽不禁，究非正业”，“郭某身为举人，亦系一乡之望，奈何甘与优伶为伍，而为此下贱之业乎？”（《申报》１８７７年５月１８日）连思想开放、见多识广、常与洋人打交道的陈政钥，也认为开戏园“事属无益、民实有害”而联名公禀请禁。官府更是怕绅衿子弟游荡而不务正业、滋事生端。当时合开会春戏园的有三人，皆为本城绅士，但都不敢出头露面。太守亲讯优人蔡宗明时，蔡不承认郭诗臣拼有股份，只承认“借与小的洋五百元耳”。太守以堂堂举子何缘借与戏子以多金，必有不实不尽之处，即将蔡发县研讯，再行详办。底气不足的郭某，自然对付不了李某的纠缠。最终，优人蔡宗明“自愿”具永不复开戏园甘结存案，戏园之屋后来被出卖拆除。

　　本地人想凭借洋人势力在江北岸开设戏园惨遭失败，洋人在宁波开办戏园其实也不容易。会春戏园关闭后，有位叫包尔斯的英商还想在江北岸开设戏园，官府怕滋事生非，干脆贴出告示，永远禁止在宁波开设戏馆戏园，并警告：倘有人敢违，从重究办，决不姑宽。对此，《申报》评论：“查和约，通商口岸苟西商欲设戏馆，原无禁例，即领事官亦不能挠阻。缘此为歌咏升平，中西各国行之已千数百年，断不能独于宁波而禁革也。且闻宁波百姓亦皆乐开戏园，俾暇时得以赏心娱目，如华官必执意不依，势必仗西人力购地开演。斯时禁之不能，听之不可，何弗及此时而乐得留一情面哉？如谓恐无赖辈滋事，则殊不然。地痞土棍何处蔑有，官本当随时惩儆，要不在戏馆之有无。京师上海戏馆林立，亦安见其日有事故，而穷乡僻壤终年不闻丝竹之音者，将地老天荒，岂一无斗殴案件乎？总之因噎废食，事事难行，即于永禁戏馆一端，心殊不解。”（《申报》１８７８年５月８日）

　　永禁开设戏馆告示后，报载包尔斯仍志在必成，“行将开设”，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十余年后，一位美商在江北岸开办馥兰戏园，戏园虽办了起来，但同样以失败告终。这位美商居住在上海，在其领事支持下获得许可证，１８８９年３月到宁波开办戏园，结果也碰上劣生“敲竹杠”。勒索未成的劣生，以戏园设置的自来火（液体燃料）有渗漏炸裂之虞为由，到道署诬告。官府虽查实并无其事，因有十多年前“永禁开设戏馆示”，设戏园属显违禁令，道宪便饬县勒令闭歇。

　　戏园设在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上，发许可证前也经过道台允许，却不料因有人状告，而被后任道台禁止，美国领事自然就不乐意了，于是再三照会，要求复演。吴道台权衡再三，只得找几条理由让馥兰戏园重新开业：一是“该馆停止已久，美商赔累堪怜”；二是“领事再三照请，本道谊难坚拒”；三是“续加章程三条，令其加洋六十”；四是“款用郡城善举，地方损益相抵”；最后还有条理由是“戏馆本系薛升道允许在先”。总之，有这么多原因，本道台只能复准开演，就地绅民当所共谅。

　　贴出准开戏馆示后，道台同时警告：“自示之后，如有棍徒藉端阻挠，并无故恃强闯扰，定行拿究。事关交涉，勿谓言之不预也。”（《申报》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吴道台还增加两条措施：一是咨呈提军门禁止兵勇闯看滋事，二是谕饬督捕华生添雇巡捕认真弹压。

　　但戏园复演不久，发生了乍浦营水操勇刘阿星招集多人大闹戏园、持械砸场伤人事件，磕磕碰碰的馥兰戏园，只得在１８９１年４月关闭。

　　此后，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除了１８９８年有一洋人想开戏园，禀请英领事官与道台吴福茨面商，被吴婉拒外，无论当地人还是洋人，似乎没人再敢在宁波开设戏园了。

　　清宣统年间，宁波出现营业性电影场所，称作影戏院，既放电影又演戏。

　　宁波最早的影戏院，应该也在江北岸。１９１０年７月９日《四明日报》记载，有职商王敬文向警局提出申请，要求在何家弄（今车站路）创设公司开演影戏，称现经巡官准已禀报道宪备案。没隔几天，且在同一月内，江北岸就次第出现群英聚乐、幻仙、万胜三家影戏园。“群英聚乐”开在桃花渡头，“幻仙”设在财神殿对面，“万胜”位于老协记茶栈。

　　影戏园影片“鲜明活泼、出人意料，一举一动、声影相随，五色电光、万花齐放”，起先颇吸引眼球，生意很好，“座客常满，热闹异常”。法国商人亚伯第也来凑热闹，开演“西洋景”片，其内容“更令人见所未见，游目骋怀之具愈出愈奇”。但这三家影戏园都如同昙花一现，没几个月，就因“座客寥落，无不亏蚀”而相继关闭。亚伯第见“西洋景”片生意也不佳，就另设抛球、掷圈、打弹等游戏，因形同赌博，被“警局巡士禀悉吴大令当饬令停闭”。宁波的影戏业又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