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丰子恺漫画《车厢一角》。

　　□朱惠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忆起了新文学在浙东留下的投影，那是新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1924年至1925年，朱自清在宁波省立四中（今宁波中学）与上虞春晖中学执教时，组建了新文学社团O·M社，也称之为“我们社”。其社刊《我们》，就编于宁波与上虞，由在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

　　《我们》的作者，除了朱自清、俞平伯以外，还有叶圣陶、丰子恺、刘大白、潘漠华、刘延陵、顾颉刚、沈尹默、冯三昧、白采诸人，他们都是O·M团体的同志，而刊物则是他们发表作品的园地。O·M社这个作家群落的构建，标志着在新文学洪流中，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是颇为活跃的一股。《我们》是一本新文艺丛刊，本拟一年出一册，可惜只出了二册，刊期不长。

　　奔走于宁波和上虞之间，

　　朱自清称火车生活“习以为常矣”

　　在《我们》两册丛刊中，刊载了丰子恺的三幅漫画。最知名的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郑振铎说：“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其实，另外两幅《黄昏》和《三等车窗内》，也一样“迷人”。尤其是《三等车窗内》，画的是两名女子自玻璃门窥头等车之状，颇令人深思和玩味。三等车的乘客为什么要窥探头等车呢？显然是羡慕头等车的舒适。其时,朱自清等人每每挤在三等车里奔走于宁波与上虞白马湖之间，欣然地做着宁波省立四中与春晖中学的“火车教员”。朱自清在给友人的信札中说:“半年来，弟仍碌碌两校，火车生活，竟习以为常矣。”

　　就在萧甬线的三等车厢里，朱自清他们常常切磋着文艺。1924年3月间，俞平伯为和朱自清商讨创办《我们》刊物的事，专程从杭州来宁波探访朱自清。他们在由上虞乘车返宁波时，在三等车厢里探讨着俞平伯的《鬼劫》，还兴致勃勃地鉴赏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关于此事，俞平伯曾作如是记：“三月间游甬带给佩弦看。于柠檬的菜花初开时，我们在驿亭与宁波之三等车中畅读之。佩弦说，这作品的意境音节俱臻独造，人物的个性颇带尼采式。”足见其兴味之盎然。三等车中的文学“滋味”，亦赫然闪出。

　　在火车上的谈诗论文，

　　两位名家后来都写成了文艺评论

　　俞平伯十分欣赏白采的《羸疾者的爱》，觉得它“琼枝照眼，宝气辉然，愈读则愈爱”，希冀把它初刊在《我们》上。他致信白采征询，以“至缄札累万言”，可惜因白采“不愿传露”而欲付梓于单印本，终未能如愿。白采也是有情义的人，他遂将唱和《微音》主编程本海的诗《自己墓上的徘徊》，交《我们》刊载，并复书云：“承你带我的劣诗上火车与友同阅，此情趣可描画，不过仅为劣诗，二君太失身份耳。”三等车上同阅白采诗，而且“情趣可描画”，这不失为浙东新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关于朱自清对白采此诗受了尼采影响的评论，白采甚感知己之言。朱自清的评语是在三等车里跟俞平伯说的，时在1924年3月。第二年8月，朱自清写了专评《白采的诗》，发表在《一般》月刊1925年10月号。朱自清是看到俞平伯在《文学周报》第187期（1925年8月23日）的《批评<羸疾者的爱>的一封信》后呼应而作的。后来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时，又专门书写了一段精辟的述评，称白采为“这一路诗的压阵大将。他不靠复沓来维持它的结构，却用了一个故事形式”。这与俞平伯说的“此作虽有六千言而绝不冗长，正缘一气舒卷之故”的鉴评，可谓同出一辙。正是因为长诗有着充实、鲜活的故事，加之以作者恰到好处的叙写，安章造句，自然成篇，使它成就了中国新诗坛上的杰作。

　　O·M社同人，对三等车厢特别有感情

　　O·M社同人似乎特别能体味三等车的“滋味”。

　　刘延陵的《巡回陈列馆》全然写江南夜中三等车厢里的滋味。该文刊于《我们的六月》，丰子恺所配上的漫画《三等车窗内》也在这期上。它以焦墨作成的黑白画面，应和着刘文所描写的“火车之外的黑魆魆”之景。俞平伯特欣赏此文，他的《城站》开首写了一大段：“读（刘）延陵君的《巡回陈列馆》以后（文载《我们的六月》），那三等车厢中的滋味，垂垂的压到我的睫下了。在江南，且在江南的夜中，那不知厌倦的火车驮着一大群跌跌撞撞的三等客人归向何处呢？难怪延陵说：‘夜天是有限的啊！’我们不得不萦萦于我们的归宿。”

　　《城站》传达的只是夫妻小别之余、重逢之际的微妙心境。离情客愁写得很淡，很从容，微苦与微甜杂糅。作者由旅愁开始，写在那江南夜中三等车厢里难况的滋味，然后转写客愁，引出归思，最终落脚于夫妻深情上。起笔则特意援引了刘延陵的文字。可见对“三等车”的情深！

　　叶圣陶写过一篇《二等车》，文中直言“我的嗜好，却是四等车”。并讲了一大通嗜好的理由，道出了他的趣味———“我颇想坐四等车”。叶圣陶的这个趣味是根植于人间的，有别于淡漠。他关注现实，坚持为人生而作，这与后来《论语》派提倡的“趣味”很不一样。叶圣陶是个天性纯厚的人，“他写散文时的文体，温和谦逊。”这是汉学家夏志清的评析，实为佳评。这也表明叶的散文在文风上是与“幽然雍容”对峙的。

　　关注火车三等车厢，着意的是真实的人生

　　O·M社这班先生如此关注火车的三等车厢，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他们当中多为宁波省立四中与上虞春晖中学的教员。其时，经亨颐主政两校，教师们两校兼用，一周之中，三天在奉化江边任凭“江上清风”吹拂，三天又在白马湖畔沐浴着“山间明月”，碌碌然欣欣然地两头奔走。大家的交通工具，便是宁波至上虞驿亭来往的火车里的三等车厢。

　　而其深层的原因，则是他们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即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象，表现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也就是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所奉行的把文学看作是“于人生很切安的一种工作”或“一种事业”。

　　对于O·M社同人来说，他们着意的是真实的人生。叶圣陶便如是。这在朱自清给俞平伯的信札里就有所反映：“圣（陶）迩来小说，弟觉其太真实，缺少想象的分子，曾据实告之。他（指圣陶）说，意在把握真实的人生。”叶圣陶是以他敦厚的感性加以敏锐的观察力，看待人生与现实，所以他一眼看穿《二等车》里那“某君”，欲“贬他一贬”，对于“某君”的“傲然”，“我只能对其最卑鄙的东西”不屑一顾地“笑笑”。写于同期的《“怎么能……”》这篇文章云：“人间如真有所谓英雄，真有所谓伟大的人物，那必定是随时考查人间的生活，随时坚强地喊‘人间怎么能……’而且随时在谋划在努力的。”确实，把握住现实的思想，根植于“人间”的趣味，才最能体味这三等车的“滋味”。

　　俞平伯在宁波和上虞逗留时，在夏丏尊、朱自清陪同下，分别为春晖中学和宁波省立四中师范部学生做了《诗的方便》与《中国小说之概要》的讲座。这也是浙东新文学史的一节“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