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须虫

    68岁的李女士经过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学校门口时，因为尿急，想跑进去方便，却遭到门口保安的阻拦。无奈之下，她蹲在学校门口一角落方便。这一事件引发市民热议：昆明的临街单位是否该对市民大开“方便”之门？12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近六成临街单位厕所不外借。一些市民建议，应借鉴省外一些城市的做法，开放一些临街单位的厕所，解决市民“如厕难”问题。

    2月13日《都市时报》

    临街单位厕所是否该对市民大开“方便”之门，从人情的角度而言确属应该，人有三急，予人方便也是与己方便。然而，也该理性地看到，临街单位的厕所不是公共厕所，不论其性质如何，对与本单位业务服务无关的路人，并没有提供入厕服务的公共义务，也就是说借厕所是人情，不借厕所也是权利。更何况，临街单位厕所开放，终归还是一种负担，既有实实在在的成本消耗，也有正常秩序的干扰之忧。正因如此，临街单位对待借厕所态度各异，尽管不乏愿意予人之便的，而更多还是以各种理由拒绝，记者随机调查“六成单位厕所不外借”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临街厕所开放的意义无须多言，许多城市都把促进沿街单位厕所开放，作为弥补公厕配建不足和提升城市文明形象的一项举措。昆明也不例外，于2016年初下发《公厕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明确提出：为解决免费公厕覆盖率低的问题，沿街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餐厅、超市、加油站、商业服务窗口、宾馆饭店等非涉密单位内部厕所原则上对外免费开放。

    然而，仅仅止于道德抑或公益的倡议，并无助于形成有形的约束，从而彻底解决路人这种应急的需求保障的不确定性。

    临街单位厕所开放其实是私域对他人放开的问题，除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之外，则是私人对私人的一种权利救济，愿意开放值得鼓励，拒绝开放也该尊重。如果把临街单位厕所开放当成政府缓解居民入厕难的措施，那么一定意义上等于要求一些单位承担一定的公共义务，公共管理机构应当通过某种形式将其服务转化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才能保证给予居民便利的可靠性。

    促进临街单位厕所开放理应“公私分明”，一方面可以从道德与公益的层面倡议临街单位开放厕所，私对私微观调节，承认拒绝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不妨把厕所开放纳入到公共服务的购买范畴，对非公机构给予补贴，实行有条件的开放。无论是哪一种，最终都应纳入到相应的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有形的契约，由公共管理机构设置统一的标识。此外，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厕所则应实行无条件免费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