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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津，安徽合肥人，1945年出生于天津，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当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在上海图书馆任职时，师从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前辈。曾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员及善本室主任长达十八年，归国后被聘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2017年被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专家入馆研习。在海外古籍整理、鉴定与再生保护、版本目录学以及图书馆古籍特藏学等方面，被古籍学界公认为阅书最多、鉴书最精、贡献最大的当代学者之一。先后出版了《书城挹翠录》《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等。

    日前，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应邀来天一阁国学堂作讲座。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人大凡特别认真，讲求个来龙去脉，特别实在。沈津就是这样，虽然被古籍学界公认为阅书最多、鉴书最精、贡献最大的当代学者之一，却依然谦逊低调，朴实无华。而当他登上讲台，和蔼之色中有了若干庄严与自信，洪朗之声里有了许多精警与理趣，顿时蓬荜生辉，满室书香袅袅不绝。

    记者 陈晓旻/文

    童银舫/摄

    拜师学艺高起点

    说起来，沈津从事这一行也是有渊源的。沈津是安徽合肥人，沈家在安徽合肥是一个大族，他们家的《沈氏家传》是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先生所撰。他的祖父叫沈曾迈，喜欢文史，学问非常好，擅书法，曾是书画家吴昌硕的学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上海办过书法展，有很多人去捧场，作品也全部售罄。祖父在天津靠教书谋生，办私塾。很多名门的子弟都曾跟其祖父学习，比如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就曾请他祖父到家里做家庭教师。

    沈津的父母亲都是普通职员，完全靠工资生活，养活6个孩子实在不容易。因为家境不好，作为老大的沈津想替父母亲分担一些生活压力，想早点参加工作。当时母亲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图书馆正需要找临时工帮忙整理书籍，于是1959年，沈津进了上海图书馆工作。

    幸运的是，1960年的冬天，上海市委宣传部制订了一个计划，让文化系统的老艺人、老专家收徒学艺，把他们的技艺、学问传承下去，沈津有幸被挑中，跟着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先生学习古籍版本。

    顾廷龙先生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也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文献学家。潘景郑先生的家世比较显赫，因此有多余的钱去买书，他的哥哥潘博山就是收藏界中收藏明清尺牍最有名的一个。瞿凤起先生是铁琴铜剑楼的传人，他对宋元善本很熟悉，他家的收藏也很了不得。

    因此，沈津拜师学习的起点是非常高的，都是鼎鼎大名的大家。老师上课也是极其认真的，绝不含糊，对学生要求也极高。老师们要求沈津看一些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方面的书，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初看这些书自然是枯燥的，只能慢慢读。沈津直到现在还留着老师送的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的四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顾先生还要求沈津每天用一个小时写毛笔字，沈津解释说：“顾先生要我临帖，接受书法训练，实际上是在培养我鉴定古代抄本、校本、稿本，以及题跋、尺牍真伪的能力。真品一气呵成写下来，伪品破绽表现在什么地方，你自己写了以后才可以去慢慢体会。我在看那些抄本、校本、稿本、题跋的时候，比较用心去熟悉名家的手迹，有些人的笔迹就在我脑子里印进去了，他们的字体一看就知道。”

    后来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习又让他有了很多理论知识的补充。他说写论文特别方便，因为读的是函授，一边还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他，有需要参照的古籍随手拿来就是，比学校里的学生条件好多了！

    炼就版本鉴定的火眼金睛

    三位恩师不仅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沈津，他们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更让他受益终身，“顾先生每写一篇文章，一定让我用复写纸誊抄四份，他自己留一份，其他三份请大家提意见，不光是看内容对不对、引文对不对，还看标点符号是否正确，是否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后来我发在《中华文史论丛》上的文章，也都经过了三位老师的严格把关。”

    沈津始终记得当年顾廷龙老师的话：“学问”就是“学”和“问”两个部分组成的，不仅要学，还要会问。不懂的就要去问，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给老师看过的文章哪些地方改过了？为什么要这样改？凡是有看不懂的，一定要学会请教。

    版本鉴定完全是技术活，判断标准无非几条：一看纸张，二看字体，三看装帧，四看藏印。一本书，如果眼力够好，断其品质年代，就在一分钟间。但炼就这样的火眼金睛，却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参与编撰《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对沈津来说是个重要的锻炼。

    上海图书馆的一万四千多种古籍善本，是个大工程，沈津都翻过、看过，还认真做了笔记。老师顾廷龙鼓励他边做鉴定边做研究。沈津讲了关于《翁方纲年谱》出版的故事，收集资料就用了整整40多年。1961年，老师顾廷龙给他定了一个题目，让他把翁方纲的年谱做出来。老师建议他对所有关于翁方纲的东西都要去搜集，比如很多重要的碑帖上面都有翁方纲的题跋，还有翁的手札等。于是每个星期天沈津就在长乐路书库做这项工作，碰到问题，包括不认识的字，随时向顾先生请教。资料搜集工作一直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一直到四十年之后《翁方纲年谱》的出版。

    做学问一定要细致，不能有任何疏忽。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沈津一辈子就是这么做的。

    “潜伏”哈佛燕京图书馆18年

    在上海图书馆做版本研究的时候，沈津就很想知道在海外的中国古籍的收藏情况，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量的重要古籍流落到海外，在公共和私人图书馆里。

    上个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发现美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很关注，而中国对美国所收藏的古籍却几乎一无所知。那时候沈津就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将这些藏于大洋彼岸的宝贝“解密”，让国人知道。这也成了他后来编辑《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汇刊》的前因。

    1992年，沈津再赴美国，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两年后，他进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工作，心里有了更清晰的计划。“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我一定要把国内已经不存的东西弄回去，为学界所用。”

    谈起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18年，沈津笑称自己是“卧底”，搞潜伏，最终将国内所无的古籍善本以汇刊的形式悉数“偷回”。他说：“因为1992年那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叫《敌营十八年》，讲的是卧底的故事，我就用来自我打趣。”

    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前收藏的中华善本有4000部，四五万册左右，仅明刻本就有1500部，其中国内各大图书馆空缺的版本就有189部之多。所以，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国内没有的古籍善本以汇刊的形式编出，总共是67种37册。参考标准就两条：国内空缺，有学术价值。

    67种国内没有的珍稀善本被遴选出来，做这样的大型汇刊，在国内绝对要一个编委会来承担，但在美国，就沈津一个人，花了半年时间自己编，自己写提要。

    他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清代部分时，助手都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沈津的要求是，一定得有一二十年的专业训练基础；到美国之前，一定要熟读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宋元明部分）。“这样他们到哈佛的第二天，就可以动笔了。四位访问学者，每人一年工作两百天，写两百篇善本书志，二十万字。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方式，让他们最后都成功了。”顾廷龙的严格、严谨影响了沈津，沈津也逐步影响着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