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技术人员在绿洲案现场进行勘查。

案发时绿洲珠宝行内部情况。

    行程万里

    现场勘查还在最后扫尾，侦查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在这些日子里，专案组对涉及绿洲珠宝行的所有相关人员和宁波全市的重点违法犯罪人员进行逐一排查，并对犯罪嫌疑人可能销赃的各个渠道进行全环节调查访问和严密布控，但是指挥部苦苦等待的好消息始终没有传来。

    宁波已经被查了个底朝天，是不是侦查范围不够大？物证方面有没有希望获得突破？随着黄金破案时间的过去，专案组决定开展第二阶段工作：全国协查和物证查找。

    12月25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19天，王永年副局长带领一个工作组，赶赴北京向公安部汇报案件侦办相关工作，并请求公安部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协查令。

    与此同时，工作组还先后到兵器部208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中国钢铁研究院，对涉案枪支、弹药、刀具和撬棍等物证，进行物证源头、制作工艺特点的分析判定。

    在北京期间，工作组对公安部枪案现场档案库中的所有弹头、弹壳进行逐一对比，并予以排除。经过公安部、兵器部208研究所的研究和查证，专案组判定案犯使用的子弹，并非国内所生产，而是前民主德国所造用于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子弹，常见于越南战场。这个关键物证的源头查找，也为侦查工作开辟了视野。

    物证查找的艰苦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北京工作一结束，全国协查和后续的物证调查工作随即展开。宋敏支队长担纲此次远征任务，带队先后到广西、广东、贵州、甘肃、云南等9个公安厅、局进行案件通报、串并，并立足当地涉枪案件进行并案可能性调查。

    绿洲案件里有一个重要物证是骨柄尖刀，这把刀材质和样式都颇为罕见，很可能成为案件的重要突破口。

    参与此次全国协查和物证调查的胡国球说，关于这把刀，已经在北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进行了初步调查，但是没有结论性意见。北京的科研人员建议专案组到甘肃去调查，因为研究动物骨骼和骨髓的专门机构北京动物园骨髓研究所驻地在兰州，同时甘肃农业大学也有研究相关内容的重点学科。

    在北京动物园骨髓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工作组到位于兰州郊县临下镇的大型牲畜屠宰场进行现场实验。研究所常年在屠宰场对牛、马、驴甚至骆驼等大型食草动物的骨骼研究。通过比对发现，这把刀具刀柄所采用的动物骨骼，无论是骨壁还是骨髓腔，都与这些食草动物截然不同。

    “骨髓腔大，骨壁厚，是大型食肉动物的后腿骨做的，结合刀具样式，这把刀很可能是西南边境一带流过来的。”胡国球回忆，当时兰州下着鹅毛大雪，在去临下镇的盘山路上，积雪厚达数十厘米，一边是兴隆山的万丈峭壁，一边就是大通河的万丈深渊。兰州当地公安机关的同志都劝说宁波的同志不要在这种天气出门，但是专案组为了尽早查清物证，冒着生命危险开车在崇山峻岭间慢慢前进，二十公里的山路，来回竟然开了整整一个昼夜。

    除此以外，专案组还到广州军区后勤部某仓库及物证相关企事业部门等13家单位进行物证调查、鉴别，查找绿洲案涉及的军用背包带等关键物证的来源。此次出征，行程逾万里，专案组在全国各地排摸了大量疑似案件，确定了部分物证的方向。

    再次枪响

    1998年4月7日凌晨1时50分，位于绍兴市解放南路的越城区供销大楼，再次发生枪案，嫌疑人在现场开了两枪，打伤一人。经枪弹鉴定，此案遗留弹壳与宁波绿洲案弹壳为同一支枪发射。

    至此，宁波绿洲珠宝行案件又多了一个名称——“宁波、绍兴系列性持枪抢劫杀人案”。

    案件发生后，宁波专案组成员觉得破案的良机来了，因为这次，犯罪嫌疑人留下了大量物证。这意味着嫌疑人有更多的马脚会露出来。事实证明，最后让嫌疑人落入法网的关键证据，就在这些物证里面。

    根据省公安厅的部署安排，时任宁波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郑杰民派出宁波最精干的队伍，由分管刑侦的王永年副局长带队，前往绍兴协助办案。郑杰民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说道：“绿洲珠宝行案件，是压在宁波公安，乃至宁波人民肩头的一座大山，无论如何，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搬掉它！”

    在这起案件中，有一件物证引起了宁波专案组成员的关注，就是犯罪嫌疑人在绍兴案中又留下了一个自制消声器。这个自制消声器与宁波绿洲案的那个很相似，但是工艺上又有所改进。该消声器用到了剃须刀网罩片，网罩片上有多少个洞，有怎样的毛刺，是一等品还是二等品，销往哪里？专案组都做了细致的分析与实地调查，最终，查证到这批网罩片是诸暨五泄在1998年2月15日生产的，除了在生产地销售外，还销往余姚上新屋村的剃须刀生产基地。

    此外，该案遗留物证中，还有一顶嫌疑人用来伪装的老头帽，在宁波余姚地区也有销售。

    基于这两个物证来源的分析，宁波专案组根据省厅的部署要求，立足宁波本市，以余姚作为重点区域，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工作。

    余姚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见，早在绿洲案案发时就参与了辖区的排查工作，而在1998年绍兴案发后，他正式成为了专案组成员。

    陈见回忆，当时余姚排查工作日夜不停，以泗门镇为中心，所有的适龄可疑对象，侦查员都一一调查，予以排除。

    与此同时，海曙、慈溪公安机关也在进行地毯式的排查，同样没有嫌疑人浮出水面。

    尽管案件侦查受阻，但是专案组没有丧失信心。罗国安回忆，有好几次，专案组突然得到有疑似对象的信息，“整个人都会兴奋起来”，但是一次一次都被否定了。

    这种由激动转为沉寂的情况，经常在发生。“刑警就要锲而不舍，否定掉一次，那就从头再来。”罗国安说。

    2000年，新任的刑侦副局长蒋朝栋，接过了王永年副局长手中的接力棒。之后，宁波公安机关围绕着物证和群众举报的线索进行了艰苦的调查、核实工作，努力缩小了侦查范围，并耐心等待这些工作能够最终转化为破案的喜悦。

    壮志未酬

    1996年新年伊始，罗国安因为绿洲案的需要，离开宁波警校副校长岗位到刑侦支队参与专案工作。

    没想到，他在专案组一呆就是21个年头。

    早在宁波警校，罗国安已是宁波有名的技术专家，主讲现场勘查和痕迹检验。案发后没几天，叶信隆专门叫人把罗国安从警校接出来，和他一起到现场进行分析研究。

    “叶信隆是宁波有史以来最有名的痕迹专家，很多华东的大要案，都要请他去会诊研究，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七师傅’，他也是我的授业恩师。”在罗国安眼里，“阿七师傅”既和善又严厉，生活上，他对年轻民警的关心无微不至，但是工作上，他的标准极高，“如果达不到他的要求，你的日子会很难过。”

    罗国安回忆，工作时，师傅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他出门逛街最喜欢逛五金店、鞋店，喜欢研究新出来的工具和鞋底花纹。

    “他经常告诫我们要多动脑筋，要做有心人，‘优秀的技术员在工作时，就要像一条狗一样趴着，要把眼睛贴近现场，你要是像一个人一样两条腿站着，这工作一定做不好’。”罗国安说，为了绿洲案，瘦弱的叶信隆在近60岁的高龄，每天只能睡4、5个小时，身体越发憔悴，但是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感染着周围的人。

    罗国安秉承师傅叶信隆的看法，坚信现场是案件的根源，没有来自现场的第一手东西，势必会给侦查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

    围绕物证的查证还在继续，每一件物证都要找到源头！尽管绿洲案现场遗留的直接认定证据缺乏，尽管当时的公安侦破手段不多，但只要有一丝希望，专案组就要付出100%的努力。

    罗国安说，绿洲案现场中有一样物证，为了寻找这件物证的源头，专案组走遍了宁波全市的各个中学、小学，甚至到幼儿园，最后查到这件物证在绍兴、诸暨、余姚、慈溪一带均有出售，这也是专案组第一次将目光放在了宁绍一带区域。

    1996年9月，叶信隆退休了。但执拗的老人还是雷打不动，每天到专案组来工作，帮忙整理案卷，研究物证。

    “他退休后要求将办公桌放在我对面，这样方便讨论案情。记得在1997年的上半年，有一次叶师傅对我说，他打算陪老伴到西安旅游一次，并叮嘱我准备好他要的一些物证材料，就放在他办公桌上，他回来后要研究。”罗国安回忆，专案组成立一年多了，叶信隆日夜都扑在案件上，哪怕退休后也是如此，“他自感亏欠师母很多。”

    没想到，此一别竟成叶信隆与绿洲案的永别！

    在西安旅游途中，叶信隆觉得身体不适，回到宁波后一检查，竟然已是癌症晚期。

    在生命的弥留之际，62岁的叶信隆最牵挂的还是绿洲珠宝行案，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来看望他的专案组同仁留下了遗言：“此案不破，我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