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如饥似渴学习

    夺回以前失去的时光

    曾有一名77级中文系校友抒情地说：“总忘不了甬江的帆。”在这名校友眼中，甬江的帆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因为这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机会的特殊群体，大家终于有机会扬起理想的人生之帆了。

    时代赋予了77级学子的如火学习热情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晚上自习室内灯火通明，宿舍熄灯时间过了，同学们还借着走廊灯光，抱着书读得津津有味。大家好像都觉得要把以前的时光给夺回来， 抓住每一分钟拼命学习。

    忻正大说到了一个细节：“那时每个周三晚上，学校操场会拉起一块幕布放电影，当时社会上能看一场电影是很难得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教室里还是济济一堂，大家仍在认真读书，有些同学顶多到操场看一眼过把瘾，又回到教室继续学习，学风真的非常好。”

    学校参照上世纪60年代宁波师范学院课程，又结合其他师范院校，尤其是浙江师范院校培养方案，开设了规范的专业课程。那时，学校除了原有的老师外，还从全国各地调来一批老师，徐季子、李燃青、庄严、白砥民等名师云集。

    77级中文系校友方卫平回忆说：“经历过高考的成功，同学们普遍带着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亢奋的年代，对理想的追求远远高于对金钱的追求，造就了这批富有理想的青年。那是一个改革开放启动，思想解放运动一波一波不断推进的激情年代。徐季子先生、李燃青先生等主讲的文艺理论课，让同学们陶醉不已。徐先生授课思路开阔、大气磅礴，极富感染力；李先生授课学理严谨、思路绵密，引人入胜。”

    当时大家的求知欲和创作欲都格外旺盛，校内文学社团争奇斗妍，校团委办的《青春》、中文系办的《甬江潮》吸引着大批文学爱好者。正是那时，很多中文系同学如痴如醉地迷上了文学，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当时的学生也有自己的娱乐方式，课余时，同学们沿着甬江堤岸漫步，遥望江上船来船往，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5 以天下为己任

    毕业后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前段时间，一位目前在瑞典的77级校友发微信问候我，他是在诺基亚公司做研发的，那天他告诉我：他已经拥有200多项专利。”忻正大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说，“77级这批学生都很努力，工作后也很勤奋，现在在各自领域都有所成就。”

    忻正大由衷为他们感到高兴，他对照着77级学生名单，逐个向记者介绍：“陈伟中现在是南京大学教授、博导，研究声学；张左阳后来去了美国硅谷，研究电脑的；章宝土就是刚才说到在瑞典的那个同学……”

    的确，命运之神对77级大学生也格外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在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时代，许多人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期待。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特质，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1982年初，77级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据介绍，当时有20多名学生留校工作，除此外，因为是师范院校，大多数学生被分配到教育系统当了教师，也有少数学生分配到党政机关。

    在随后的岁月中，这批学生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有些学生坚守在教育领域，基本上成为各地尤其是宁波教育界骨干，很多人成为名师名校长，桃李满天下；有些学生后来到机关行政单位或企业，成为各个部门领导、专业骨干；也有学生继续深造，在国内外高校任教，成为教授、博导，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颇有建树。

    李永培：备考4个月，成为公社

    200多名考生中唯一上榜者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那场考试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李永培，宁波中学原校长，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宁波市有突出贡献专家。40年后的今天，当他说起那场考试、那个“冬至阳生春又来”的时代，记忆犹新，甚是感慨。

    下乡做知青“修地球” 对未来颇感迷茫

    1974年1月，16岁的李永培高中毕业，和当时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在家中等候国家的召唤。这一等就是两年。两年里，毫无目标的他去工厂当过学徒，到建筑工地做过小工。

    两年后，等待终于有了答案：下乡当知青。1976年3月，18岁的他坐船一个多小时来到福明公社松下大队插队，成为一名普通的社员。

    大队修建了知青点，有了一间屋，十多平方米。“整个屋子一目了然，就一张床，一块搁碗板，一个灶台，一个大草垛，这就是我未来的家吗？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他在迷惘中略带着期待。

    那以后，李永培就整天跟土地打起了交道。他回忆起当时的生活：“很艰苦，劳动任务也很繁重，挖水渠、种田、割野草、挑谷箩……记得当时‘双抢’后稻子已经长得很高了，水田里一阵阵热浪扑来，我们拔稗草、耘田，大腿两侧被稻草划得血淋淋，蚂蟥不时袭击……”

    四季轮回中，一个城里学生娃在农村接受了艰苦的锻炼，逐渐适应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两手的老茧，日渐结实的身体，也赢得了村民的认可和尊重，“我刚下乡时每天只有6分的工分，一年多后学会了很多农活，竟能拿到9.8分，当时十级劳动力是最高的。”

    这样的苦闷生活，幸亏有书做伴。当年夏天，按当时公社的要求，大队10多个知青组成了学习小组，李永培任组长，公社还给学习小组发了一套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和知青政治学习丛书。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让原本酷爱读书的他如获至宝，全新的数理化知识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当时并不知道以后能考大学，完全是凭着对学习的兴趣，这些书籍让我沉醉其中。”他说。

    连夜抄写大纲 成为公社200多名考生中唯一上榜者

    1977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对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文化考试。消息传来，举国沸腾。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也一直很向往读大学。有个亲戚家里4个孩子都是大学生，他们一直是我的榜样。但‘文革’开始以后，我就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可以上大学。”面对艰苦的生产劳动和简单重复的知青生活，李永培一度忘却了自己的大学梦。

    恢复高考的消息让他欣喜若狂。他说：“通向大学的大门就这样在我面前打开，我决定尽自己的努力去拼搏。”

    然而，复习的过程是那么艰难。高考会考些什么内容？该怎么准备？李永培跑到公社中学求助。在那里，一位老师借给他一本1966年的《高考大纲》，“我连夜将整本大纲抄了下来，《大纲》为我接下来的复习起到了系统化的作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保存着这本用圆珠笔抄写的《大纲》。”

    对于这个年轻人而言，真正复习备考其实只有4个月时间，他回忆说：“1977年8月，农田收割全都完成以后，我才得以真正进入备考。当时，离12月高考只有4个月，而且白天还要出工，时间太宝贵了。我咬着牙关坚持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知识点。”

    12月，高考的日子到了，凛冽寒风中，他独自步行1个多小时来到考场，“连考了两天，四门科目，我基础还算扎实，做题还蛮顺利的。”

    考完第二天，李永培继续回到生产大队下水挖塘河，又开始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时我们有句话，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就想，我能考上就努力去学，如果考不上，我就继续在农村锻炼。”

    2个多月后，好消息传来，李永培上榜了，而且，一个公社200多人参加考试，他是唯一的上榜者。他永远记得那一幕：公社将那张只写着李永培名字的大红榜张贴在村里最热闹的小店门口，吸引了全村的村民。李永培考取的是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物理系，由此，他的命运发生改变。

    当年宁波有2.6万余人报名，最终1045人被录取

    大多数人至今不知道自己的考分

    记者查阅资料获悉，1977年，我市报名参加高校文化水平考试的有26458人，这个数字之多大大出乎招生办的意料。其中，老三区有3630人。但经过地区文化审核，最后批准参加的只有10691人，还不到一半。最终高校录取1045人，比例接近10：1！这个比例在当时全国29：1的情况下是相当高的，宁波考生的录取人数也占据了全省最终录取人数的五分之一。

    95%以上的考生选择省内高校

    和现在阳光高考不同，那时高考机制并不完善。当年考试后，大多数考生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几分的，也不知道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因为高考不公布考生成绩和录取分数线。考生高考成绩如何，能否考上大学，谁也心中无底。只有拿到通知书，才知道自己考上了。因此，很多人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那年是以多少考分考入大学的。

    那么当年高考录取分数线是怎样的呢？有资料表明，在宁波师范专科学校1977级中文系学生中，最高分是347分，最低的是301分。由此推算，300分应该是当年的录取分数线。效实中学的考分情况印证了这一点，记者看到一位299.5分的考生名落孙山，而300分以上的学生在表格后面的栏框里都有一所高校的名称。

    有意思的是，宁波考生有一种浓浓的“家乡情节”：95%以上的考生选择了省内高校，其中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囊括了宁波考生去向的前三名。

    作文《路》彰显了时代特征

    1977年那场具有特殊意义的考试，试题难不难？

    记者采访了多位当时的考生，很多人说，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如果是现在，或许一个合格中学生就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青年来说，却无疑是“上刀山、下火海”的事。“文革”10年，他们的手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成了一座难以逾越却又风光无限的高峰。那时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报名参考的。

    翻开档案馆内资料，根据当年的总结资料来看，考生对试题总体反映是比较难。对数学试题，不少考生反映阶梯性不强，浅的大部分都会，难的大部分不会做。宁波有一位考生，理化试卷考了15分钟以后就出来了，后来发现他在考卷上写了两句话：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还有一位考生在数学试卷上写道：“离校六年又重来，试卷到手成盲人。ABCD不认识，七年知识化青烟，都是林彪四人帮所害。”

    那时，考生成绩最差的是外语，记者在我市某中学的一张考生成绩登记表上看到，很多考生考了零分，一般的只有10多分，最高分是29分。

    浙江高考作文题目是《路》，颇具时代特征。宁波诺丁汉大学附属中学桂维诚老师也参加了这场高考，并考取杭州大学政治系。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当年的作文记忆犹新。他当时由鲁迅的名言入笔，旁征博引，从青年马克思的职业选择说到周恩来东渡求索，最后抒发青年一代迈步新长征的豪情壮志，最后语文竟得了100分的满分。

    “恢复高考至今整整40年过去了，当年我们这些知青面对突然出现的人生之路的转折，充满了峰回路转的欣喜和期盼未来的激情。知识改变命运，我们由时代的弃儿变成了时代的幸运儿。”桂老师感慨地说，“高考1977，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刻在时间的横轴上，更刻在我们这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里。”记者 李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