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童寺舍利塔记》碑。记者 崔引 摄

    近日，记者从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获悉，鄞州区东吴镇发现了一块刻有《天童寺舍利塔记》的石碑，此碑为研究天童寺的海外交流史以及新中国第一任佛教协会会长圆瑛法师的生平事迹提供了重要实证。

    据鄞州文管会办公室主任金琪军介绍，碑文作者圆瑛法师是上世纪一位大德高僧，不仅个人佛学造诣高，还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多次下南洋弘法、募集救亡资金，学问及影响远播海外。圆瑛曾任天童寺住持，也曾做过马来西亚槟榔屿极乐寺住持。“明年是圆瑛法师诞辰140周年，天童寺正积极与极乐寺方面联系，希望共同筹办一些纪念活动，以缅怀圆瑛法师通过‘海丝’之路为人类和平所作的贡献。”金琪军说。

    石碑的历史

    碑文记录天童寺舍利塔兴建始末

    原碑多年不见踪迹，上月终于重现于世

    上月中旬，东吴镇某村一座桥正在拓宽，桥洞下发现了数量不少的石刻。文管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桥两侧的桥墩基石中嵌有十多块石刻，其中一块完整的碑刻，正是圆瑛法师的《天童寺舍利塔记》。

    据该村村支部书记介绍，此桥建于1968年前后，他与村民聊天时，得知桥下有不少石刻，是当年建桥时从“古天童”运过来的，意识到这些石刻极有可能是文物，于是向上级汇报。

    鄞州区文管办专家在现场看到，《天童寺舍利塔记》碑刻保存基本完好，石质为梅园石，纵约60厘米，横约152厘米，共刻有文字32列，全文行楷，字迹清俊而遒劲，点划多姿，字体妍美，落款为“民国廿四年（1935）本寺住持圆瑛记”“宁城李良栋镌石”。

    碑文记载了天童寺舍利塔的兴建始末：圆瑛法师曾在1926年到南洋群岛讲经，同时筹募教养基金，兴慈善事业。恰逢马来西亚槟榔屿极乐寺本忠和尚为供奉十八舍利建造宝塔。本忠和尚一共从印度求来二十一颗舍利，修完塔后，“尚余三颗，持赠于余，欣然拜受，顶礼通宵，夜半忽睹祥光，明晨瞻视，俨然四颗，信精诚之专注，故圣应以昭然”。意思是说，圆瑛法师从马来西亚的本忠和尚那里获赠了三颗舍利，日夜供奉，非常专注。

    1930年，圆瑛被选为天童寺住持，浙江吴兴（今湖州一带）信徒顾明心居士愿意捐资建造宝塔以供奉舍利。宝塔始建于1934年冬天，落成于1935年夏天。圆瑛法师为纪念这段因缘写下《天童寺舍利塔记》，并请一位叫李良栋的宁波刻工镌石以记。

    据了解，《天童寺舍利塔记》原文曾被收入《圆瑛大师文集》，但原碑一直不见踪迹，如今终于重现于世。

    圆瑛法师其人

    担任过宁波多所寺院住持

    与天童寺有很深的渊源

    圆瑛法师（1878-1953）是近代佛学界地位极高的一位僧人，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县人，19岁出家修行。

    德高望重的圆瑛大师常受邀请，遍历名山古刹。宁波、杭州、上海、扬州、南京、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厦门、福州、潮州、台湾、香港，远至新加坡、槟榔屿、印尼、苏门答腊、日本、朝鲜，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他对佛教经典钻研很深，尤其是对大乘法宝《首楞严经》，精研数十载，演讲十余遍，被尊为“楞严独步”。

    圆瑛法师在宁波相继担任过接待寺、永宁寺、七塔寺、天童寺住持，还曾当选宁波市佛教会会长，创立了一所宁波普益学校，并在镇海创立了一所僧立国民学校。

    圆瑛法师与宁波天童寺的渊源很深。20世纪初，圆瑛就曾长期在天童寺学习，负责一些基本事务，因做事认真，很受师长称道。1901-1907年，圆瑛跟随天童寺高僧寄禅敬安学习，认识了一位太虚和尚，两人有类似于“结义”之情。后来，两人都为佛教在海外的弘扬作出重要贡献。

    1930-1937年，圆瑛法师任天童寺住持。他在升座时宣布了“十二不”：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并着手整肃寺规，树立道风，修葺殿堂，建树颇多。天童是圆瑛少年旧游之地，此番重来，他写下诗句：“一别天童已有年，今朝策杖返林泉，青山面目仍如旧，翠竹苍松尽是禅。”

    天童寺也是圆瑛的归老之地。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圆瑛法师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然而，就是同年，圆瑛大师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后被诊断为食道癌。圆瑛法师晚年一直心系天童，据天童寺老法师回忆，圆瑛最终也是在天童安详示寂的。

    多次沿“海丝”之路赴南洋弘法

    曾为抗日救国积极奔走

    圆瑛一生与南洋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他多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涉重洋，传播佛教。第一次是在1914年11月，圆瑛从宁波出发，经菲律宾、新加坡、槟榔屿、缅甸，到南洋求经问法，于1916年返回宁波，安奉舍利、玉佛、贝叶经于宁波永宁寺。1925年，圆瑛在泉州开元寺创办泉州开元慈儿院，陆续收容孤儿200多人。为筹募基金，圆瑛于1926年4月再次下南洋募款，筹得的款项在马六甲成立董事会保管，所有的利息都交给开元慈儿院支用。

    圆瑛地位高，不仅因为他佛学高深，还因为他是一位爱国爱教的高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的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弟明旸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的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

    圆瑛最后一次下南洋是在1939年春，他从新加坡渡海到印度尼西亚，在棉兰、日里坡等处弘法募捐。返国时途经菲律宾马尼拉，受到早年天童寺同参性愿法师的接待。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续大治 朱素珍

    新闻延伸

    从天童“走出去”的近代僧人

    佛教文化圣地天童寺，不仅是古代各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友好往来的见证，也是现在官方及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

    有关资料显示，近代以来，天童寺僧人曾出访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美国、韩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印度、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其中出访日本达35次。此外，还出访香港3次、台湾4次。

    从天童寺“走出去”，为近代中国佛教文化向外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的高僧中，除了圆瑛法师，还有太虚法师和明旸法师。

    太虚法师（1890-1947），生于浙江海宁，1904年在天童寺受戒。他是近代高僧，致力于新佛教的改革运动，以适应当时的形势。1924年，他在庐山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1925年，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后又到新加坡弘法。1928年，曾到英、法、德、比、美诸国弘扬佛教，并在巴黎发起筹建世界佛学院，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

    明旸法师（1916-2002），为圆瑛法师的法嗣，1930年至1931年间在天童寺随侍圆瑛法师并受戒，后于1988 年开始住持天童。他早年曾和圆瑛法师一起下南洋筹款，1979年至1994年，曾88次访问美国、10次莅临日本，著有《佛法概要》等书。

    记者 王思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