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松岳

    30年前，在大学的图书馆中，默视凝固的文字，我因他是我的同乡而羞愧；30年后，在大隐的学士桥边，静听流动的溪水，我为他是我的先贤而激动。他，就是宁波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且横遭千年污名、被视为奸臣的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舒亶。

    他是情不容邪的血性男儿，面对狂妄不孝的无赖之徒，手起刀落，弃官而去。治平年间，名魁天下的新进士舒亶任职临海县尉，属下有一弓手，酒醉后将继母逐出家门。舒亶将他抓到尉所予以斥责，酒徒使气强辩，痛击以杖，仍不认错且狂呼：你总不敢杀我！来自慈孝之乡的舒亶义愤填膺，情不容邪，拔刀砍下狂徒之首，摘下官帽放在办公桌上，然后在厅壁上提笔写下“一锋不断奸凶首，千古焉知将相材”之诗，飘然而归故乡。此事在北宋政坛引起注目，年轻的舒亶也因此进入王安石的视野。

    他是视死如归的孤胆英雄，面对钢刃在脖的威胁，大义凛然、雄辩慷慨，完命归来。当舒亶弃官多年经张商英举荐后复职，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出使西夏，与之划定宋夏边界。西夏党项族是一个彪悍强健的民族，尚勇崇武。但舒亶视险路如坦途，入敌营似观景，谢绝宋军主帅派兵卫护的提议，单枪匹马进入西夏。西夏军士将钢刀架在他的头颈，予以威胁。生死之间的舒亶神色自若，雄辩滔滔。他的豪情和胆略使对手肃然起敬，于是握手言欢，对方接受宋朝建议，划定疆界。完命归朝的舒亶升为奉礼郎，参与更多的政务，并躬逢其盛，参与震惊十一世纪中国的伟大变革运动——王安石变法。

    他是情深词美的真心诗人，以诗言志，以词抒情。其婉约多情直逼秦（观）黄（庭坚），堪称小令圣手。“水绕陂田竹绕篱，榆钱落尽槿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这首写于大隐溪畔的七绝犹如一幅水墨画将十一世纪的宁波农村景象徐徐展开，言简而寄意深远。其词尤擅小令，今存词虽仅50余首，但名篇丽句、情语美辞满目皆是。他之所以有这么多情深辞美之词，当与他的多情深情有关。在现有的史料中，我们已无法还原舒亶的情史，但在宋金时期著名文学家洪迈所著的文史笔记《夷坚志补》中却记载了舒亶与月湖大鳖所化之女相恋的故事。舒亶居于宁波月湖南岸，性喜读书。一晚舒亶正呼灯读书，忽有一素衣淡妆女子揭帘而入，举止妩媚而有悲容，言为丘氏之女，父为商人客死湖南，而母不能容，故慕之投奔。两人相见情洽，相言更觉情投意合。素衣女子举手拍案而歌《烛影摇红》，词曰：“绿净湖光，浅寒先到芙蓉岛。谢池幽梦属才郎，几度生青草？尘世多情易老，更那堪、秋风袅袅。晓来羞对，香芷汀洲，枯荷池沼。  恨锁横波，远山浅黛无心扫。湘江人去叹无依，此意从谁表？喜趁良霄月皎。况难逢人间两好。莫辞沉醉，醉入屏山，只愁天晓。”自然，此人妖之恋，最终以悲剧收场，为救沉迷之中的舒亶，家人特从小溪（今鄞江镇）请来朱天师作法除妖，以极其惨酷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姻缘。作为带有深厚的神怪色彩的故事，当然不会是舒亶的真实经历。但此中反映出舒亶的多情深情却是他丰富多彩的性格中温情柔软的一面，他与月湖鳖女相恋的故事，可谓月湖最早的爱情传奇，而且于此亦可感知舒亶乃是一痴情之人也。

    才人本是情人，斗士亦是贞士。舒亶之词，多有感人肺腑之情词，其用情之深，直逼秦观。词评家丁绍仪虽对舒亶抱有偏见，但还感叹他在词的创作中的惊人才华。在《听秋声馆词话》卷二中如此写道：“舒亶字信道，与苏门四学士同时，词亦不减秦黄。”《花庵词选》录其《菩萨蛮》云：“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去住若为情，江头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樽空，与君何日同。”《乐府雅词》录其《蝶恋花》云：“最是西风吹不断，心头往事歌中怨。”《木兰花》云：“西湖一顷白菱花，惆怅行云无觅处”。《虞美人》云：“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栏看。”纵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词。让不识字的村妇樵夫也晓得其中的妙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只有白居易的诗有这样的魅力了。就词的艺术成就看，舒亶比之秦观或许稍有逊色，但比之黄庭坚则远在其上而胜之，可谓是北宋词坛中之一代名家。

    他更是鞠躬尽瘁的忠臣烈士，花甲之年，远征西南，操劳军事，殉国边陲。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61岁的舒亶移知南康军。由于五代时期被弃置，西南地区不再与中央政府联系，所以当地人恃险独立。舒亶在深入调查研究后，描绘地图，招募当地忠勇之士，分七路进军，各授机宜，围而攻之。结果大胜，斩贼首及徒党3000余人，俘获数百人。又相继收复诚州、沅州，建三寨，筑新城，其事今《靖州志》亦有记载。闻其大捷，朝廷遣使予以慰问。正当他再展宏图时，不幸于崇宁二年（1103）卒于军中，以身殉国，时年62岁，史载当夜有大星陨于江，虽属传说，但惋惜之情已在文中。徽宗惊闻噩耗，亦为痛惜。

    就这样一个不容邪恶、不惧强暴、不徇私情、不畏时议的正人君子千年以来却横遭污名，其形象被丑化、事迹被歪曲、作品被摒弃。这原因又何在？这主要是因为舒亶在乌台诗案中查证了苏东坡以诗讥政的事实，从而使苏东坡锒铛入狱，这成为他坎坷命运的中的第一次大劫。由于天赋绝伦、诗文绝佳的苏东坡名满天下，人们出于对才惊古今的千秋高名的苏东坡无限同情，导致了与苏东坡政见不同的“新党文人”的千秋污名，而舒亶，就是其中最受诟议的党人。直至今天，仍是如此。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由此可知，在当代一些文化界人士眼中，舒亶的形象竟如此不堪。舒亶在乌台诗案中的表现历来成为他人生的污点。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偏见。深受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影响的舒亶，以他浙东文人特有的不随权贵、不信权威、不徇私情的执拗将他认定的事做好。在他看来，苏东坡虽名高天下，但反对变法、斥毁皇帝就是大罪，就是犯法。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苏东坡亦没有任何理由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免受惩罚。在人格上他们都是正人君子，都在坚守自己的信念。而两者的信念又如此尖锐对立而狭路相逢，其结果必然是非死即伤，无一胜者。对此舒亶的小词《浣溪沙·和仲闻对棋》可谓道出了置身其中的心境：“黑白纷纷小战争，几人心手斗纵横，谁知胜处本无情。”此时无情，亦无奈也。这是封建专制体制下政治斗争所导致的悲剧。我们可以反思这种悲剧的成因，但我们不能贬斥他们的行为。舒亶和苏轼是乌台诗案中最令人深思和理解的悲剧人物，因为他们都为了自己的信念和职责而狭路相逢，两败俱伤！苏轼有惊无险，关了4个多月便被释放，谪居黄州，开始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作岁月。而舒亶却因此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了千年的污名。

    如今，当我伫立在桃源书院的庭院，默看连绵的群山，遥闻远处的流水声时，不禁想起这位与王说以及桃源书院有深厚渊源的先贤舒亶。一种惆怅骤然而起，中国历史在十一世纪曾出现过一个巨大的转机，王安石似乎看到了这个转机，他试图把中国引向一个崭新的发展轨道，那将给中国带来全新的变化和面貌。他几乎获得成功，但最终功亏一篑，这是巨大的遗憾！而更遗憾的是他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如舒亶等为此被送上历史的祭台，遭受无端的诬陷和无穷的责难。

    青山默然，流水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