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茂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在浙江历史文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科举史等方面均有研究成果，已出版25种专著，包括《宁波通史》第三卷、《王应麟学术评传》《明代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等。近年关注中国公众史学研究，出版中国首部《中国公众史学通论》。

    顾嘉懿 文/摄

    当钱茂伟的学生挺辛苦，毕业前，要交两份作业。一部“个人史”，还有一部上溯家族几代人的“家谱”。学生们抱怨，小时候的记忆都模糊了，去哪儿找人回忆往事啊，即便写出来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外地的同学更觉不便，老家远在千里，一一找家人写“口述史”，太不现实了。但钱茂伟坚持这样做，并鼓励学生，当我们尝试动笔时，便是离“历史”最接近的时候。相对于记录朝代更迭的“大历史”，他把这种个人书写叫做“小历史”，并将之纳入中国刚刚兴起的“公众史学”学科。

    教学生写家谱

    钱茂伟教学生写家谱到今年正好第十年，“这十年，碰到有意思的事太多了”。几乎所有的学生在一开始听到这项作业的时候都愁眉苦脸，有些家长不愿配合，说自己不是名人家庭，写什么“家谱”。

    “写作过程中的确会遇到一些困难”。有的学生说家里有家庭矛盾，有的说家很远，有的说父母在外打工联系不上，但钱茂伟仍坚持要同学们排除困难试着去做。

    宁波大学历史系2012级学生冯瑶说，“在第一次动笔写自传时，我将自己之前19年慢慢地从记忆深处中挖出来，铺在纸张上，才发现自己已经经历过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有一种奇妙的无法言语的感觉……写家谱时，才发现自己对身边朝夕相处的家人有多么的不了解。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悲伤与喜悦，自己从未了解过” 。

    很多同学都有跟冯瑶相似的感觉。为了编“家谱”，同学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跟家里人联系，问这问那，结果彼此更加了解了，人物关系也融洽了。有一个贵州学生的家里得知此事，由其父出面主动联络家族成员，叫上十几个人，炒几个小菜，大家坐下来，边吃边聊，得出的内容便较为详尽。

    那么，这样的“家谱”写出来有什么意思呢？钱茂伟说，个人史、家族史都是他近年来重点推广的“公众史学”学科的重要内容，类似的书写被叫做“小历史书写”，最初提出此概念的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以国家或全球为对象的历史书写，是“大历史书写”；反之，以社会民众为对象的历史书写，就是“小历史书写”。

    近代以来，随着教育的普及，历史观念从精英史观向大众史观不断转型，使得民间的小历史书写成为可能。“民间历史着眼小、枝节细碎，却可补官方正史之不足”。俗话说“记忆不过三代”，钱茂伟相信，学生们记下的东西总有一天会产生意义，哪怕只是让后人多了解一些自己家族的故事。这么做，“至少比让他们交一篇拼拼凑凑的所谓小论文要有意义”。

    人人参与“写历史”

    走出学术，走向历史书写；走出上层，走入民间，钱茂伟相信，历史书写由单元化到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最近十余年，一门叫“公众史学”学科在大陆方兴未艾。钱茂伟写的《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就是一部“让人们知道中国公众史学长什么模样”的通识性教材。

    公众史学的直接源头是美国的公共史学。“中国和美国的背景不一样，时间点不一样，所以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要把美国公共史学移植到中国来，我坚持走的是中国自主学科建设之路”。他关注的重点便是“小历史书写实践与研究”。

    钱茂伟所讲的公众史，目前主要是三大块：个人史、家族史和社区史。“历史和现实生活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史学不能成为故纸堆，也不能过于高大上，要进入现代生活世界。如何进入？历史研究是不太可能的，只有通俗化作品可以，只有图像可以，只有视频可以，只有小历史作品可以”。

    在“政府型国家”时代，只要小众来做历史记录即可，先是职业史官，后是专业史家。史官是政府专职官员，是政府历史的专门记录人；史家一开始就是学者型的，是一种历史再加工再编纂的职业学人称号。而当代史记录是人人可以做的领域，人人都是历史记录者，那么接触、参与“历史”的人群就扩大了。

    “公众史学是适合业余玩的史学，是终身可玩的史学，是生活化的史学，是实践化的史学，是应用的史学”。钱茂伟说，“但要形成人人参与、适应这样的局面，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传统，得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编修“村谱”的意义

    中国自古就有传记、家谱等类似“公众史学”的文字体裁，但钱茂伟觉得，其中还应加以区分，他认为“公众史学”应无关“大历史”强行赋予的价值观，而完全从个体角度出发，自发、自觉地进行历史书写。

    2014年春，旧村改造，宁波鄞州区下应街道史家码村要全村拆迁。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村书记史佩林，与村其他领导商量后，决意续修史氏家谱。

    史氏是宁波望族，南宋史氏“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被称为宁波第一家族。史家码史氏是其中一支后裔，他们非常重视修谱。清中叶以来，曾六次修谱，现存最近家谱是1944年章大澍修的《鄞东史氏宗谱》，迄今也已有70多年未修了。史佩林觉得，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对氏族历史不及时记录，子孙后代将不知如何认祖归宗。

    然而，史家码村除了史姓外，还有陆、康、张等24个小姓。在修谱过程中，微妙的情况逐渐出现：2006年重修史氏祠堂时，要求村中各姓共同捐款，得到积极响应，现在修家谱时，却没小姓的份，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主持修谱的史金祥想出了编纂村谱、各姓均入谱的平衡办法，获得了小姓村民的全力支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5年底，村谱修成，直接命名为《史家码村谱》。

    2015年5月起，钱茂伟承担《史家码村史》主编工作，了解到“村谱”的编修故事，眼睛为之一亮。自认挺关注家谱研究的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村谱”。查阅资料，钱茂伟发现，历史上虽也有命名为村谱的书，实际上仍是宗谱。由“宗谱”而“村谱”，一字之差，性质完全不同。“村谱”的出现，既是对现状的适应，也代表中国人骨子里的宗族制观念在当代的变革。他敏锐地捕捉到，“这可能是公众史学在民间不自觉的表现”。

    人人参与，人人留史，是公众史学的基本口号。钱茂伟认为，小姓村民主动要进入“村谱”的意识，就是一种可贵的“自觉”。而当代村谱的出现，正适应了时代发展趋势，成为公众史记录的新载体。“村谱编修理应成为和方志一样的事业，是和修家谱一样值得推广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