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发展史展厅，里面展示有张人亚的照片、《红色中华》上的悼词以及苏区人民根据悼词为张人亚画的画像。

    11月4日、5日，本报以“总书记之问引出红色传奇故事”为线，对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的守护者、北仑霞浦人张人亚的革命事迹和精神传承进行了报道，同时也向社会征集更多关于张人亚生平、事迹的线索，希望通过挖掘他的先进事迹，更好地传承他的革命精神。

    报道见报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通过热心人提供的线索，记者联系上了江西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曹春荣，他从2005年开始挖掘、研究张人亚的革命事迹，至今仍孜孜不倦。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也曾告诉记者，当初他也是受曹春荣的启发，才决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挖掘更多关于张人亚的史料。

    曹春荣说，张人亚在瑞金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意义重大：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央印刷局局长，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苏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因此积劳成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党性过硬，曾当过“纪检干部”

    在前往江西瑞金前，张人亚在安徽芜湖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这是张人亚十余年革命生涯中另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目前，关于其这段经历的更多细节仍在挖掘中。

    张人亚中断在芜湖的秘密工作，根本原因是有人叛变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1931年11月，张人亚从芜湖转道上海，经由党组织安排，被秘密送入瑞金。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张人亚当选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曹春荣说，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主要是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企业，以及有国家资本在内的企业和合作社企业；特别要发动群众同国家机关和各种经济组织中的贪污、浪费、腐化、官僚现象作斗争。

    用我们今天更为熟悉的话来说，这个职位更像是一名纪检干部。

    这份工作和张人亚之前从事的革命工作有很大区别。此前，张人亚领导过工人运动，领导过青年团工作，筹办过报纸，还曾帮党中央筹集经费、物资。

    在曹春荣看来，张人亚这次的工作内容转换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当时临时中央政府刚成立，百废待兴，急需有经验的党员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能够从事检察工作，也足以证明张人亚的党性和责任心。

    经验丰富，是苏区出版事业的“掌门人”

    1932年6月，张人亚调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央印刷局局长。

    这对于张人亚来说，也算是“专业对口”：1922年，他领导了上海市金银业工人大罢工。在罢工取得一定成效后，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近的“同孚工人合作社”，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23年，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将全市53名党员编成4个小组，张人亚被编入商务印书馆小组，之后还曾担任过商务印书馆小组组长；1927年，张人亚作为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筹办《平民日报》，该报也是上海总工会机关报……

    张人亚主管苏区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时间并不长，仅半年多，但就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依靠从上海商务印书馆派来的几十名技术骨干，组织出版、印刷、发行了一大批书籍报刊。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6月至12月，标明由中央出版局出版、中央印刷局（厂）翻印、中央总发行部发行的出版物（图书）就有——

    列宁著：《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斯大林著：《为列宁主义化而斗争》；

    未署著者名的：《为列宁主义的胜利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农民问题》《为实现一省与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国际纲领》《政治问答》；

    中央出版局汇编出版的：《紧急动员令》《关于战争紧急动员》《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关于扩大红军问题》。

    可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无法理解，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忙着革命，哪还有那么多人读书看报？出版、印刷工作对推动革命又有什么作用呢？

    曹春荣说，大家有这种印象，多半是影视剧作品“惹的祸”，其实当时的苏区汇聚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有很强的解释理论和写作能力，为出版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同时，不得不承认，当时苏区一些干部、群众的理论素养不高，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对文化科学知识的掌握，都有欠缺。张人亚的工作对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受教育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曹春荣说。

    不苟言笑，放在今天就是个“工作狂”

    曹春荣对张人亚生平和革命事迹的调查、挖掘，颇有几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思。

    “知道张人亚，是因为工作关系搜集资料，而且也恰好在《红色中华》上看到那篇悼文。最初并没有特别花心思去进行调查。”曹春荣回忆说。

    直到2005年，张人亚的后人找到了他。当时，距离他退休只有几个月了。由于他长期从事党史工作，看到张人亚后人提供的残缺的线索后，他敏锐地察觉到张人亚的生平和革命事迹是党的一笔宝贵财富。

    在本就不多的现存资料中，一点一点“抠”，一点一点梳理，一晃就是12年。现在，一个丰满、立体的张人亚渐渐在曹春荣心中“站”了起来。

    “我感觉他应该是一个党性极强，工作极负责，工作能力也极强的人。”曹春荣说，“因为长期从事党的保密工作的缘故，他可能会给人留下一种不苟言笑、不善言辞的印象。”

    曹春荣说，早在张人亚还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时，除了做好检察工作，他还要同时负责好几项工作，包括对各级政府执行上级命令、法令情况以及选举、春耕、优待红军、财政统一等工作的督查。此外，张人亚还参与了中央检察机关自身的各项建设。

    成为苏区出版事业“掌门人”后，张人亚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不仅要负责整个中央苏区的业务，工作量大；同时还要马不停蹄奔赴各地，指导地方编印发行工作，日夜操劳。

    在处理繁重工作的同时，张人亚还要面对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

    在位于瑞金的中央出版局旧址，至今保留有张人亚当年工作、生活过的房间，木床、书桌、衣柜、餐桌、煤油灯，房间里寥寥数物。

    再加上由于长时间的经济封锁，瑞金当时的物资供应极为短缺，食盐、煤油、药品等稀缺。为了节约，就连三叉油灯也常常是掐掉其中两头，只保留一头。

    长期在危险的环境、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高度紧张、繁重的工作，张人亚最终积劳成疾。

    1932年12月23日，天寒地冻。张人亚带病从瑞金出发，去邻近的福建长汀检查工作。山路崎岖难行，他最终还是没能走完这段路，疲惫的他病发逝世。用今天的话说，张人亚是因超负荷工作而导致的“过劳死”。

    张人亚死后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机关报《红色中华》上专门刊发悼文，沉痛悼念张人亚。

    曹春荣说，即便时至今日，关于张人亚的生平和革命事迹，仍有不少细节值得进一步挖掘。同时，他也希望，张人亚的事迹有朝一日能够被编成书，拍成剧，让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记者 石承承 杨静雅 通讯员 贺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