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苹

离开泰国前邱及老师（后排右一）、林苹（前排右一）、钟美琪（前排右三）、许佩鸾（前排右四）的合影。

钟美琪、谭琼瑶、林苹、许佩鸾（从左至右）在北京合影。

傅千里、林苹夫妇与他们的儿子、女儿及大孙子。

    坚持抗战，她说自己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1939年10月底，林苹她们赶到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泾县。她们先被安排到战地服务团学习训练三个月。

    训练很严格，夜里还常常要紧急集合。有一次，林苹在温暖的被窝里多待了一会，结果早上出操迟到了。等她赶到操场，看见项英副军长站在那里，想转身溜掉，但被他看见了，只好硬着头皮走进队伍里操练。操练结束后，项英走过来，和气地对她说，以后不要迟到了，我们是军人，要遵守纪律。林苹红着脸点点头，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在战地服务团学习训练三个月后，林苹被分配到军部资料室，许佩鸾去了军法处，钟美琪去了印刷所。

    当时，皖南的形势日趋紧张，新四军军部的首长经过研究，决定把有病和体弱的同志疏散，而到皖南后经常生病的林苹就在疏散的名单中。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告知林苹疏散的消息，并给她回家路费时，林苹哭了，说她不回家，她是来参加抗战的，就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李一氓把林苹的情况跟项英副军长说了。项英说，她一个从泰国来的女孩子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回家？要疏散也要把她的去向安排好。

    于是，项英让人跟浙江的地下党组织联系，安排林苹去地方工作，还在繁忙的军务中抽出时间亲自找林苹谈了话。林苹没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她十分崇敬的项英副军长，因为在不久后发生的皖南事变中，项英同志壮烈牺牲了。

    知道林苹要离开新四军去浙南地方上工作，钟美琪和许佩鸾都来送行。当时的林苹十分羡慕钟美琪和许佩鸾能继续留在大部队，她们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去延安。

    多年以后林苹才知道，分手之后，钟美琪和许佩鸾经历了九死一生，在皖南事变的突围中，她俩和其他机关后勤的同志没能突围出去，被俘后在国民党的上饶集中营关了6年。

    颠沛流离，她还不忘开展进步活动

    林苹又一次踏上了征程，从安徽泾县辗转到了金华，又因金华局势复杂，去往丽水。

    在丽水，林苹见到了老柯（当时的共产党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和陈金鼎（特委宣传部长）等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

    浙南的形势也越发严峻，不断传来有人被捕的消息。组织上安排林苹转移到龙泉，分散隐蔽。林苹单独一人住在当地一个地下党员的家里。

    一天傍晚，联络站的一个同志跑来告诉林苹，说有叛徒出卖，特务已开始抓人，要她赶快转移，船已在城外的河边等着，天一黑就要离开。林苹顾不得整理东西，急急地往城外跑。赶到时，撑船的人说，要是再迟一步，他就解缆走了。

    林苹他们又回到了丽水。当他们在一名地下党员的家里喝上一口热汤时，林苹这才想起当天是1941年的大年三十。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林苹又病了。病中的她流着泪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第一次把自己现在的真实情况和艰难处境告诉了家人。没过多久，组织上找林苹谈话，说日寇的大扫荡就要开始了，组织上决定分散隐蔽。

    经陈金鼎介绍，林苹来到诸暨民众教育馆。馆长热情地接待了她，并帮她安顿下来。这位馆长当时才23岁，是湘湖师范的高材生，名叫傅千里。林苹事后知道他也是中共党员。

    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傅千里与林苹在相处过程中互生好感。可是没过多久，日寇的大扫荡开始了，傅千里一边筹措撤离经费，一边开始安排其他同志撤离。就在这时，林苹收到了泰国亲人的信和三百块大洋，信中说，要她赶快回家。

    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林苹听说海上航线已全部封锁了，也就是说眼下自己根本出不去。于是，林苹把三百块大洋全部交给了傅千里，让他用作同志们的撤离经费。

    这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日子。林苹跟着傅千里，先到东阳，后去义乌，一路上吃尽苦头。在撤离的过程中，林苹和傅千里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傅千里为了生活，通过朋友介绍，去天台育青中学教书。生活稍稍有些安定后，傅千里和林苹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结婚了。

    虽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林苹和傅千里从未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他们先后辗转浙西南十几个地方和学校，一方面是为了避开特务的耳目，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党组织。夫妻俩每到一地，就在学校里组织进步学生开展活动，因此常常引起校方的不满并被辞退。

    甘于平凡，在三尺讲台奉献了毕生精力

    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林苹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她很想回泰国看望亲人，但还是回不去。两周岁的儿子不能没人照顾，另一个孩子又即将出生。老傅的收入刚够一家人的开销，哪里还能挤出一大笔路费。林苹只得再次给家人写信，告诉他们自己目前脱不开身。

    1946年，宁波当时很著名的三一中学聘请傅千里任教。就这样，傅千里和林苹带着孩子来到了宁波。后来，林苹在三一小学也当了老师。这以后，他们就一直住在宁波，把教书育人的三尺讲台作为施展人生抱负的大舞台，并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1980年，钟时（钟美琪）、谭岚（谭琼瑶）、许可（许佩鸾）等当年从泰国回来的学生，在一次劫后余生的重逢中，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林苹。她们走访了许多参加过浙江地下党组织的老同志，最终联系到了林苹。

    当时，钟时在福建龙岩，许可在广东佛山，谭岚在甘肃兰州。四个好朋友约定，在杭州会面，然后去北京看望邱及老师。

    邱及老师是1953年回国的，当他知道林苹已与曼谷的家人失去联系多年，寄去的信都退了回来时，便猜到是耀华力街被拆迁的原因。他托泰国的朋友，找到了林苹家人的地址。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林苹当天晚上就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不久，回信来了。信是林苹姐姐的女儿写的，她告诉阿姨，外公外婆多年前已去世了，妈妈常常流着泪说有一个妹妹在中国，这么多年没有音信，不知道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上一面……

    1984年，林苹终于回到了阔别45年的泰国。曼谷变了，变得林苹几乎不认识，但人情没变，当年的同学和朋友都赶来看她。而让林苹抱憾的是，自己来迟了，一直盼望着能同她见上一面的姐姐眼睛已经瞎了，还得了严重的健忘症。

    林苹拉着姐姐的手，哭着说：“姐，我回来了，我是秀兰，你的小妹！”但林苹的姐姐怎么也想不起妹妹了，她睁着暗淡无光的双眼，说：“谁是秀兰？”

    在曼谷的日子，林苹除了去父母和哥哥的墓地祭扫外，还去母校看了看，剩下的时间就是陪着姐姐默默地坐着。病了的姐姐想不起妹妹了，但内疚的妹妹永远也不会忘记为她流干了眼泪的姐姐。

    从泰国回到宁波后，林苹心中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恢复党籍。经过组织上的调查核实，1985年，林苹终于实现了心愿，恢复了党籍，党龄从1939年抗战时期算起。

    为国尽忠，为家尽力，作为一个女性，林苹已无愧自己的一生。

    记者 王思勤

    参考资料：

    我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本报副刊部主任蔡康采写的报告文学《激情铸就的无悔人生——泰国华裔女生回国抗战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