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版雕版画：“江上远眺宁波城”（City of Ningpo from the river）出自（英）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China,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1843年初版）

    □田  力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太平洋西岸，是我国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欧洲则位于欧亚大陆西端，濒临大西洋，虽然两地之间相隔千山万水，但是西方人早在元代时就已开始认识宁波了。意大利人鄂多立克约于14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在其回到欧洲后，口述了自己在东方的见闻，后被整理出版，即《鄂多立克游记》。该书中提到一个名叫Menzu的城市，据专家考证，这是“明州”的音译，也就是现在的宁波。而在14世纪后半叶由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The Catalan Atlas of 1375）中标出明州（Mingio）是中国的一个滨海城市，这幅地图也是目前已知最早标出宁波的欧洲地图。

    自16世纪新航路开辟之后，西欧人绕过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由海路来到中国，开启了中西交通的新阶段，西欧人对于宁波乃至浙江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一些葡萄牙商人和冒险家沿着海上航线直接来到浙江沿海活动，他们先是知道宁波（Liampo）是中国的主要港口城市，又逐渐知道了浙江以及杭州的名称，还对浙江沿海进行过实地测量。差不多同一时期，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们怀着满腔的宗教热情，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基督福音”。从明末到清初，到过宁波的西方传教士不在少数，最有名的是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其绘制的《中国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地图集。该图集中有专门的浙江（Chekiang）地图，并附文字说明，其中有关杭州和宁波的内容颇为详细。从1723年雍正登基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长期实行禁止天主教传播的政策，只有少数几个传教士曾在宁波等地进行过地下活动。1757年，乾隆皇帝又下旨改多口通商为一口通商，浙海关也随即被关闭。欧洲与宁波相识之路的进程因此受到阻碍。进入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沿海，成为西方认识、研究中国的一股新的力量。因受到清廷禁教政策的限制，新教传教士最初主要在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活动。1831年8月初，德籍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随“顺利”号（Shunle）商船首次进入浙江沿海，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宁波、舟山群岛及定海等地的情况，这是西方新教传教士第一次描述浙江沿海地区。

    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即通常所说的晚清时期，是国门洞开、西风东渐的中西关系新时期，大量的西方人纷至沓来，他们身份各异，有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旅行者、军人、冒险家等，在华从事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传教等各项活动。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西方不再仅仅是指欧洲，还包括刚刚独立不久但已在蓬勃发展的美国。

    宁波作为中国对外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是西方人初叩中国大门、认识华夏情况的一个重要窗口，他们透过宁波等口岸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包括社会文化、经济形势、政治状况、军事动态、宗教信仰、民风民俗、水利农业、物产资源等诸多内容。这些西方人不仅仅是作为观察者，同时也是参与者和记录者。在数量丰厚的档案、回忆录、游记、文集和研究著作中留下了他们有关近代宁波方方面面的描述。

    根据笔者分析，有关近代“西方人眼中的宁波”这一主题的资料主要分成五类：

    第一类是近代西方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涉及宁波的篇章。通常来说，这类著作受到篇幅所限对于宁波仅作简单描述，有的作者甚至没有到过宁波，在写作时参考了前人的著述或者是曾游历过宁波的西方人的叙述，比如被誉为“美国汉学之父”的卫三畏所著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一书。虽然这类著作有关宁波的认识较为浅显，内容也相似，但是它们所反映的却是近代中西初识阶段西方人有关宁波的一般印象。

    第二类为来甬西方人的游记。比如施美夫（又名四美）的《五口通商城市游记》（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美魏茶的《在华生活》（Life in China）、库克的《中国：1857-1858年〈泰晤士报〉特约中国通讯》（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等书。这类游记的作者都曾来过宁波，他们中有的是英国侵略军的军官、有的是西方差会派来考察的传教士、有的是记者。游记中描述了宁波的风土人情以及作者在宁波的见闻和感受。虽然居留时间并不长，有人甚至是匆匆而过，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些西方人对于宁波的印象已不再是道听途说，而是和这个城市有了直接的接触，对于宁波的了解也随之加深。

    第三类是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和领事官）的日记、传记和回忆录。这类著作有的是著者亲撰，比如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A Cycle of Cathay）、慕雅德的《浙江差会纪事》（The Story of the Cheh-Kiang Mission）；有的是传主去世后由他人编纂，比如娄瑞编的《娄礼华回忆录》（Memoirs of the Rev. Walter M. Lowrie）、斯皮尔编的《远东传教先驱——麦嘉缔回忆录》（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A Memorial of Divie Bethune McCartee）、布鲁纳等人编的《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Entering China's service：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等。这些著者或者传主在甬居住时间长，有的数年甚至数十年，可以称得上是“宁波通”，对于宁波的情况有着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宁波的形象在他们的笔下也愈加生动和具象化。

    第四类是在海内外发行的西文期刊报纸中所报道的有关“宁波形象”的内容。这类报道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来源渠道也各不相同。国内方面，比如在广州发行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在上海发行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中都存有为数不少的有关宁波的报道和研究。而在欧美发行的刊物中涉及宁波形象的内容更是数量惊人，这其中既有《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泰晤士报》（The Times）这样的社会主流媒体，也有《海外传教士》（the Foreign Missionary）、《浸礼会传教士杂志》（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等由西方教会主办的专门刊物。上述报刊杂志中有关宁波的资料，已经超越一般性的描述，而对具体事件、个案等方面做细致深入的评论、分析和研究。

    第五类是曾在甬传教的各基督教差会（mission，指西方基督教教会派驻他国的传教组织）档案、英美法等国驻宁波领事馆档案以及西方在甬所设公司档案中的有关宁波的资料。比如美北长老会宁波差会档案、英行教会浙江差会档案、美驻宁波领事报告（1853-1896年）、怡和洋行在甬史料，等等。这一部分的内容虽然大多为手稿，辨识难度较大，但同时也是难能可贵的原始资料，档案价值极高，它们所反映的有关宁波形象的即时性、历史感和代入感也最强。

    此外，照相术在发明之后，很快就被西方人带入宁波，他们也拍摄了为数不少的宁波旧影像，这些洋镜头里的宁波场景和人物可以称得上是最直观的西方人眼中的宁波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