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1月1日我国“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历史，但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日益凸显。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普遍进入老年阶段，“421”家庭逐渐成为主流。这些老年父母的养老陪护问题，特别是患病住院期间的护理，迫切需要政府、社会给予更多关怀和帮助。

    为此，市政协委员，宁波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徐益波提出，设立宁波市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假制度正当其时。

    徐益波从媒体上注意到，宁波是浙江省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地区之一。截至2016年底，宁波全市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38.7万，占户籍总人口的23.5%；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突破160万，超过户籍总人口的1/4。

    尽管无法获取宁波市独生子女的详尽数据，但结合宁波市1980年以来很高的计划生育率，宁波市的独生子女比例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徐益波认为，在社会化养老资源不足的大环境下，推进宁波市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假制度，可以体现尽孝爱老的传统文明美德，也能为子女尽孝创造条件。

    他还发现，国内已经有不少省市设立了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制度。比如，河南省规定每年累计不超过20天，重庆市规定每年累计不超过10天，广州市规定每年累计不超过15天。

    不过，徐益波也分析了宁波市实际情况，发现我市设立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假还有不少困难。最主要的一条是，宁波市历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率高，造成本地的独生子女比例较高。一旦我市设立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假，将给用人单位带来更高的用人成本，可能影响企业竞争力。

    为此，徐益波建议，可以结合地方实际，科学安排假期长度。考虑到宁波独生子女比例较高的实际，我市的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假每年累计以5至10天为宜。

    为更好地体现关爱老人、鼓励尽孝的立法初衷，应对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假设置较为严格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申请人为独生子女、父母年满60岁以上、提供父母住院或患重大疾病的证明等。如发现违规使用带薪陪护假，应给予取消假期、扣罚薪金等处罚。

    徐益波建议，为避免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假像带薪年休假等福利一样，沦为“纸面福利”，还应鼓励和引导企业自觉支持“独生子女照料假”的相关配套政策，比如在征收税费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等。同时，劳动执法部门应强化监督职责，解决谁来监督执行、用人单位不落实该如何处罚等问题，使政策更有操作性。

    记者  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