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四美（George Smith）著《中国各通商城市及香港、舟山两岛考察纪事》第十六章“重游天童寺”插图。
□田 力
四美（又译宋美，George Smith），牛津大学文学硕士，英国圣公会来华传教士，香港圣公会首任主教。1844至1846年间，四美相继对中国各通商口岸以及香港、舟山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确定宁波为该差会在中国的传教中心。他还曾于1845年、1850年两度与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瀛寰志略》的作者徐继畲会面，讨论中国语言和文化。
1847年，四美将其在华考察的经历撰文出版，即《中国各通商城市及香港、舟山两岛考察纪事》（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该书共有三十六章，其中第十四至十八章专述作者在宁波和舟山的见闻。
四美来华游历的目的主要是“探查各地情况，为英国圣公会其他传教士铺平道路”，所以他关注的是“收集统计资料，记录综合性观察，提供详尽数据，以便对该国社会、政治及伦理道德各个方面做一正确评估”，凡是有助于“透视中国人习俗与特性”的见闻均悉心选录。
正是出于上述目的和原则，在四美的考察纪事中，虽然对于宁波的地形气候、景物风貌有不少详细生动的描绘，比如甬江、佑圣观、天封塔、回回堂、城隍庙、孔庙、祠堂、天童寺、村野等处，但是他更为关注的是宁波的社会情况，比如社会阶层、管理制度、官僚体系、居民性格、道德状况、宗教信仰、政治局势等方面。
四美对于宁波城和宁波人都很有好感，他写道：“对外国人开放的中国沿海城市中，宁波享有最佳城市之声誉。即使在中国人心目中，宁波亦是颇具盛名，被认为是中国的文教兴盛之地，仅次于苏杭”，“宁波居民的特征是中国民众当中令人喜爱的榜样。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他们通常显得尊敬、友好”。
不过对于宁波人的性格，四美却有着亦褒亦贬的评价：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宁波人对《圣经》中的律令一无所知。他们的道德标准很低。只要有一线可隐瞒的机会，他们就会罔顾事实、摒弃正直。话说回来，宁波人为人友善平和，即使是在受到极度挑衅时，也多半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他们饮食清淡、很少醉酒，即便没有宗教约束，也是秉性温良，安分守己。他们耽于声色，视之为人生最大享受。金钱使拥有者更有机会寻欢作乐，因而，外国人的洋元一直是他们垂涎欲得之物。他们原本少廉寡耻，在金钱面前更是毫无抵抗之力。外国人只要不显露钱财，便能安全地生活于他们中间……
除了因贫穷而起的贪念之外，这些人值得予以毫无保留的信任。在一般平静的环境下，外国人可以独自一人到宁波周围的乡间走上十来里路。虽然出于好奇，偶尔会有一群人围上来，但这里的人没有任何残酷无情、奸诈狠毒的症状。他们有时会受到个别外国人的欺凌，但作者本人可以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只要一句好话，就会得到当地人真情的回报。作为一名在这些偏北省份与快乐的村民生活在一起的传教士，或者作为一名在各个城市与更为聪明的居民交谈过的传教士，我不能不感到，在没有福音洗涤心灵的情况下，愚昧之人浅薄的人生观在这里达到了力所能及的某种最高境界。
这些评价虽然不完全正确，甚至带有西方人对于异质文化的偏见，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西交往初期，西方人对于宁波人性格的一种认识。
四美还搜集了宁波市民各阶层的统计信息，根据他的记载：
城内的居民，五分之四经商或从事体力劳动，五分之一的人属于士大夫阶层，包括生员与秀才、进士等，公共机构文职人员亦算在其中。通过科举制的各级考试之人，大多在地方上享有重要的文职特权。他们隶属省监考院，可向主考官申请政府低级官职，获取既得权利，或可称之为“士大夫权益”。同时，若当地有迫害之事发生，秀才签名的请愿书对纠正冤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不久前，宁波曾发生过类似案件，一名当地人被指控偷窃，遭受严刑拷打。经该地区四名举人联名请愿，被诬陷之人获得释放，肇事的衙役受到上司的严厉处罚。
郊区的人们，自平原至山地，六成的人以务农为主，三成的人为各种工匠，剩下的一成为渔民和船工。编织地毯、篾席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妇女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纺线织布。
此外，四美还注意到明清时期浙东地区的贱民阶层——堕民，并在书中做了介绍。这或许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介绍这个阶层：
宁波的大街小巷，每个街角都有轿夫可雇。他们似乎属于一个世代沿袭的阶层，地位卑微，被大众鄙视。轿夫，通常被称作“堕贫”，据说起源于元朝，而在明朝人数大增。据说他们是罪犯的后代，由于犯罪，使整个家庭都不能从事正当职业。这些罪犯中，有的曾经为官，因勾结倭寇而被治罪。当前，这个受压迫的阶级为附近地区提供所有的轿夫。他们也被雇作剃头匠，还可以做苦力的活。为数不多的还被雇用来做最低等的贸易，私下里赚了不少钱。他们的女人被雇作保姆，从来不会被其他女人尊称为“嫂子”。堕贫一族不许戴有地位的中国人通常戴的帽子，不许穿他们通常穿的衣服。许多堕贫成为戏子。他们人数并不多，估计在2000到3000人之间，仅在浙江省可见，主要居住在宁波、绍兴、台州。尽管四五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仍然因祖辈的罪行遭世人唾弃。
居甬期间，四美广泛接触了宁波社会的各个阶层，与文武官员、士农工商、僧尼道俗皆有交往。他也深入观察了宁波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一次参观了清军的操练之后，曾这样评价：
武将中无疑存在着保卫帝国的最伟大的勇武精神和赤胆忠心。但是，在西方的杰出技术与技能面前，他们必将每战必败，直到能够克服顾忌，鼓励外国工程师来华服务。这样的一种政策将背离根深蒂固的观念，将明确标志着放弃至今仍保留的闭关自守的做法。这在这个民族现在所处的历史时代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四美的推断并不正确，仅仅在十余年后，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
四美在宁波停留了三个月的时间，他认为这段经历是其“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而且他也得出结论：“宁波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市民文化素养极高，且没有受到与外国人广泛贸易而带来的不良影响，便于不受干扰地进行传教工作。”
放大
缩小
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