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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人们在参观展出的《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
记者 周建平 摄 |
石鼓被称为刻石之祖,石鼓上的文字被称为石鼓文,它在中国文化史、书法史、金石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值阮元重摹天一阁旧藏北宋拓《石鼓文》220周年之际,“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展览暨学术研讨会昨天在天一阁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由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童衍方文艺大师工作室联合主办。 1 与拓本和名家临作零距离 此次展览展出了自明代中期至清末《石鼓文》各个时期的拓本标准件以及翁同龢、吴昌硕等名家临作114件,观展者能零距离目睹它们的风采。 据介绍,因为拓本的文物价值,对不同时期的拓本进行研究意义重大。自明初至清乾隆年间,《石鼓文》损字最多的部分集中在十面石鼓的第二鼓(汧殹鼓),明代初期拓本中“汧殹”之“汧”字(首行首字)未损,故称为“汧殹本”;明代中后期拓本,“黄帛”二字(第五行首)未损,故称为“黄帛本”;明末至清初(乾隆早年)拓本,“氐鲜”等五字(第四五六行尾)未损,故称为“氐鲜本”。在展出的拓本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中后期拓本“黄帛”本。目前国内的“黄帛”本仅存三本,这件就是其中之一,更为难得的是,它还是吴昌硕的旧藏。 在名家临作中,吴昌硕的《临石鼓文十条屏》备受关注。吴昌硕临石鼓文作品存世较多,常见者多为临某一鼓,或节临数字,或临摹一鼓文字。通临十面石鼓全文者,非常罕见。通临十鼓,先依拓本位置临摹全文,再画出鼓形,然后朱笔释文,蓝笔标注各本异同。王个簃先生称它为“吴氏第一神品”。通临此本时,正值吴昌硕六十岁,他的篆书已基本确定面目。 2 天一阁与石鼓文渊源深厚 为什么要在天一阁举办石鼓文专题展览?原来,天一阁与石鼓文素有深厚的渊源,因为天一阁曾藏有天下最旧本《石鼓文》,可惜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兵燹。幸有阮元摹刻供后学者研习。本次展出的114件展品中有15件为天一阁馆藏,而且展出的大部分展品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即阮元摹刻天一阁藏北宋拓本。 天一阁博物馆的刘晓峰博士介绍说,石鼓拓本在古代不是人人都能见到的,清嘉庆二年(1797年),阮元摹刻“天一阁本”置于杭州府学,后称“杭州府学本”。首鼓之前有阮元隶书题名“仪征阮氏重橅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本”。末鼓之后有阮元题字,大意是说,石鼓拓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松雪斋北宋本为最古,他摹刻是为了传播石鼓文,方便后学者。嘉庆十一年(1806年),阮元重刻“天一阁本”置于扬州府学,后来称为“扬州府学本”。 阮氏摹刻本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曾通临《石鼓文》,在落款中写道:“光绪十又三年十一月,吴县吴大澂临阮文达公摹刻四明范氏天一阁北宋本《石鼓文》原本。”后世的很多书法家临《石鼓文》,多取“阮氏摹本”,而吴昌硕的石鼓文临帖也多是临“阮氏摹刻本”, 《傅山小楷石鼓文册》是天一阁收藏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傅山是明末清初的金石学家,此册是傅山在清顺治十五(1658年)年精心所写的作品,他除了抄写天一阁北宋拓本外,还写下了自己从石鼓文中获得的启迪,表达了个人的书法理念,是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3 为一件碑帖举办专题展览并不多见 前天,由童衍方主编的《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捃存》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它汇集了国内非常重要的石鼓文善本资料。 故宫博物院研究施安昌、罗随祖,古文字学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仲威,上海朵云轩集团副总裁朱逸清,西泠印社党委副书记王宏伟,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原馆长唐友波等专家出席此次活动。 在同时举行的研讨会上,曹锦炎所长指出,从古文字学的研究角度来看,石鼓文是汉字在大篆向小篆转化时的过渡阶段,近几年来,随着大量简牍的出土,通过古文字的比对,石鼓文又有了很好的研究空间,《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捃存》为接下来研究古文字的演变和复原提供了便利。 据悉,为一件碑帖举办一个金石专题展览的情况并不多见,目前仅有故宫博物院举办过《兰亭序》专题展和上海博物馆举办过《淳化阁帖》专题展,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原馆长唐友波认为,这次石鼓文的展览和研讨会不仅办了展还出了图录,这既是一次高规格的石鼓文字展示,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石鼓文献研讨,将在中国“石鼓文化”研究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王伊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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