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力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字德三，号冠西，近代美国来华著名传教士和学者。1850年，受美国长老会委派来到中国宁波传教。1858年，作为美国驻华使团的翻译，参与《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1869年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清政府授丁韪良二品顶戴，并任命其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在华生活六十余年，历经清末民初两个时代，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亲身参与或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活动。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丁韪良更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将西方的先进文化，如国际法、进化论、教育观念及制度、心理学知识、经济学理论、自然科学知识等引入到中国，也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

    丁韪良的英文著作中有一部是自传体作品——《中国六十年记》（A Cycle of Cathay，or，China，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详实记述了作者在华的生活经历与感受，以及他对中国社会的细致观察。全书分为两部分，分别记录作者在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生活，其中南方部分就是以宁波为中心。作者在宁波生活了十年之久，正如他自己所言，那是其“一生中最容易感受新鲜事物的十年，也是一生中学习外语的黄金季节”。宁波是他在华事业的起点，丁韪良在这里开始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了解中国社会，这也为他以后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丁韪良刚到宁波时是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他没有像其他大部分西方人一样居住在江北岸，而是坚持到宁波城内生活，他说在城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六年，而且我逐渐了解了当地的居民，这是住在城外所做不到的”。正是通过这种与宁波人近距离的接触，丁韪良对于宁波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细致、深入的观察。比如在风土人情方面，他详细记载了赶庙会这一宁波传统风俗：

    在宁波，最受人们欢迎的游行当属舞龙表演。一个用彩绸扎成的模拟的巨龙，由把头藏在鳞光闪亮的龙肚子里的数百个男子举着，穿街走巷，匍匐而行，其模样更像是一只巨大的百脚蜈蚣，而非传说中的飞行怪物。在龙的后面跟着一大群飘在空中的仙女，每一位仙女都是由一个穿着鲜艳、容貌出众的年轻女子扮演，用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金属丝网吊在半空中。再跟在后面的就是各种少见的和奇异的物品。例如在游行行列中有一对火鸡是从英国领事那儿临时借来的。通过这样的表演，人们以为他们就能博得神灵的好感，就像戏曲表演那样。在每一个寺庙里，戏台都是正对着佛像而搭建起来的，因为它们被视作戏曲的主要观众；正如供奉给神佛的肉食却为凡人提供了宴飨的机会，演给神佛看的戏曲也无偿地让公众大饱眼福。

    观众是站着看戏的，因为寺庙里几乎没有什么座椅，因此他们是否能够一直这么站着听下去，不仅有赖于剧团的吸引力，也有赖于观众自身肌肉的耐久力。无论是酷似歌剧的花腔女高音，还是用怪异方言来说的大段念白，如果没有戏装和演技的帮助，都是晦涩难懂的。尽管如此，中国的戏曲仍具有一种奇异的魅力，而且戏曲所表现的大多是历史题材，所以它也被用于传授历史和灌输美德，就像在古希腊那样。

    作为一名传教士，丁韪良积极地与宁波社会各阶层人士打交道，上至官员士绅，下至贩夫走卒。他甚至还注意到宁波的乞丐这一阶层，不过在其回忆录中，对他们的印象并不好：

    除了一些暂时遇到难关的人之外，许多乞丐都是职业的叫花子。他们白天装作瞎子、跛子和哑巴来沿街乞讨，一到晚上就聚在一起挥霍乞讨得来的金钱，身上的残疾仿佛一下子就不治而愈了。英行教会的陆赐先生有一天晚上在城墙上散步时，看见有一大群人围着桌子在说笑逗乐。他在经过时向他们打了个招呼，对方客气地请他喝茶，没想到他真的接受了邀请。作为聊天的开场白，他随口问道：“你们是做什么手艺的？”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叫花子。”

    乞讨是中国的一大陋疾。……在每个城市里，乞丐们结成了一种帮会，每个成员都听从一个丐帮帮主的指挥调遣，通过向帮主交纳规定的贡物，就可以买到向路人强求索要的特权。

    习俗使得叫花子们能够对路人纠缠不休，直到他们得到至少一个铜钱，即相当于十分之一美分。有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乞丐们采用堵住店门、敲钟、吹喇叭，或是展示不堪入目的脓疮等手段，强迫别人满足他们的要求。

    看来历史虽然在不断发展进步，但是某些社会顽疾并未完全治愈，到现在，假乞丐街头骗讨的事情偶尔也会发生。

    西方人来华生活，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便是语言问题。丁韪良虽颇具语言天赋，在来华前已精通数种欧洲语言，但是宁波方言的发音还是让他有些望而却步。他这样回忆学宁波话的趣事：

    我们学会的第一句宁波话是‘zaban’（柴爿），厨子拿来一根柴火棍子，让我们明白他想要买柴火来烧饭。第二句宁波话是‘fanping’（番饼），那厨子用手指形成一个圈来表示钱，然后指着柴火棍子，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使人一目了然。我们请到了一位连一个英文单词都不懂的汉语老师，而我们获得知识的钥匙就是一句‘keh-z-soh-go-i-sze’（这是啥个意思），这句话是一位传教士朋友教给我们的。汉语课是从实物开始的，老师先说一声wongki（黄狗），见我们听不懂，就牵来一只小狗，说声‘这就是’，随即捧腹大笑，因为他突然想到居然有人愚蠢到连‘wongki’都听不懂。有时候模仿足以代替解释，例如他来回奔跑，时而喘气，时而鸣叫，使我们明白‘holungtsaw’（火轮车）就是指火车。

    为了迅速掌握宁波方言，丁韪良还设计发明了用拉丁字母来标注宁波方言的方法，使宁波方言的发音拼音化。这套“宁波方言拼音方案”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最早的雏形之一，这也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贡献。

    十年的宁波生活给丁韪良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我在宁波找到了毕生的友谊，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中国知识，也写出了一些生平最好的作品”；“这是一个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你缺点很多，但我爱你始终不渝’的城市”。

    【出处】丁韪良著《中国六十年记》第二章“沿着海岸北上的航行之旅”插图。

    【内容】宁波的运河